小森陽一本報記者 王建新 攝

　　·獨家專訪· “融冰之旅”之一

　　本報記者 馬娟 北京報道

　　策劃語

　　4月11日，溫家寶總理將前往日本進行國事訪問，這次“融冰之旅”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

　　4月4號溫家寶總理接受了日本媒體聯合采訪。

　　中日兩國一衣帶水，但歷史因素一直困擾其間，正如溫家寶總理所闡述的，“中日兩國有著兩千多年的友好交往史，這種交往規模之大，領域之廣，影響之深，在世界上都是罕見的。但是，在近代，中日之間也有過50年不幸的歷史，日本軍國主義者發動的侵華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深重災難，也使日本人民深受其害。”

　　1972年，日本前首相田中角榮訪問中國，中日關系實現正常化。2006年10月，安倍晉三首相就職后，打破兩國高層5年來互不訪問的僵局，實現首次訪華，雙方就克服影響兩國關系的政治障礙達成共識，開啟了改善兩國關系的希望之窗，溫家寶總理此次日本之行，正是中國人民對建設兩國良好關系的積極回應。

　　對于這次訪問的期望，溫家寶總理透露，“雙方將形成一個共同文件，文件將反映兩國構建戰略互惠關系的愿望、內涵和主要任務。這將是一件大事，標志著中日關系將進入一個新階段。”

　　溫家寶總理表示，“我期待著同日本領導人就兩國關系的重大問題達成共識，推進兩國關系的發展；我期待著同日本人民接觸，更多地了解日本，也讓日本人民更多地了解中國，增進互信和友誼。”

　　他說，“中日雙方應該站在戰略的高度，用長遠的眼光來看待和處理兩國關系。”

　　他進一步指出，“以史為鑒，就是要吸取歷史的教訓；面向未來，就是要開辟中日友好合作的新道路。”

　　正如溫家寶總理此前指出的，“發展中日友好合作關系，順應時代潮流，符合人民愿望。”不畏浮云遮望眼，本報特別策劃“融冰之旅”專題。

　　民間有關歷史認識的共同研究，如何避免被國家所利用，特別是被民族主義所利用，這應該是最關鍵的一點。

　　小森陽一本是日本近代文學研究專家，尤其對夏目漱石有深入研究。

　　但他更受關注的身份卻是批判型公共知識分子，其鮮明的立場與批判精神在日本學術界、思想界影響頗巨。

　　他是一名孜孜不倦的社會活動家，身兼維護和平憲法“九條會”的事務局長。哪怕再偏遠地方的邀請，他都從不拒絕，每年百余次的演講與面對面交流，使維護和平憲法的主張得到越來越多日本國民的認同，“九條會”組織也發展到9200個之多。

　　他主張中日友好，致力于批判日本的右翼政治保守化傾向和歷史認識問題。

　　4月初，小森先生再次來京講學，并接受了本報記者的專訪。

　　融冰之旅

　　《21世紀》：中國國家總理溫家寶即將去日本訪問，這在中國被稱為“融冰之旅”。日本國內關注這件事情嗎？有什么樣的輿論？

　　小森陽一：安倍晉三上臺以后，他首先訪問中國，而且取得了成功，使安倍晉三的立場有所改變。但在有些人看來，安倍晉三上臺以后的第一次訪中，實際上是外交上是一種讓步。朝鮮核問題一直在中國主導下進行六方會談，而且取得了很好的成果，這個成果在日本百姓中也是認可的。而日本一方在六方會談中發揮作用有限，因此，就這點來講，六方會談對安倍晉三政府是不會得分的。所以，我們從心里所期待的是，這一次溫總理的訪日，不要被那些日本國內反中國的勢力所利用。

　　其實在日本，經濟界是很重視日中關系的，他們希望日中關系不要出現麻煩，應該越來越好。

　　現在安倍晉三政權和小泉政權相比，處在一種矛盾的狀態。在小泉內閣的時候，他們否定侵略戰爭、否定慰安婦問題，在各個方面都有比較鮮明的立場。但是，到了安倍晉三政權，他既想改變前內閣的一些負面的東西，同時他本人又想堅持自己以前的政見，所以現政權正處在一個非常矛盾的狀態之下。

　　今年7月份日本要舉行參議院選舉，目前正在做地方選舉，4月8日是投票日，投票結果出來以后，就可以反映出日本國民對安倍晉三政權的判斷。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方面首先要做的是認真關注8日地方選舉的結果，然后通過對這個結果進行有效的、慎重的分析，再思考下一步的行動。

　　在日本，最激烈的反中國的右翼是石原慎太郎，他也參加這個選舉。可是，在這個選舉的造勢過程中，石原慎太郎卻沒有把強烈反中國的那一面拿出來，而且，他最近做的講演，都是對自己以前的言行進行道歉的一些內容。那么，通過這次選舉，即使石原慎太郎勝出的話，以往那種強烈的、極右的反中國論調也會有所收斂。

　　我認為如果在會談中溫家寶總理能夠慎重地、準確地、有效地來表述他對日中關系的態度或者方案的話，那么安倍晉三政府應該會接受。我認為，溫家保總理訪日成功的話，媒體也會改變態度，不是簡單地批判安倍晉三外交上的弱點，而是慎重地、認真地來思考兩國的未來關系。

　　實際上，日本國民大多數已認識到，從現在開始必須與中國友好地合作，這是大多數日本國民的一個基本想法。但是，日本國民又不想丟掉中國經濟發展有日本援助的因素那種優越感，同時，日本人又不想承認自己在經濟上已經被中國超過所產生的那種劣等感。如果中國真心地去呼吁建立一種伙伴關系的話，是能夠得到日本國民呼應的。

　　中日關系需要冷靜敘述

　　《21世紀》：日本國民怎么樣看待中國近些年的發展？

　　小森陽一：這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日本的普通國民在感情上實際已經覺得日本被中國超過了，但是，他們在感性層面上又不想承認這一事實，這造成一種非常復雜的心態。因此，很多右翼的新聞媒體利用這一點來宣傳中國威脅論。同時，日本國民也感到，如果不和中國結下友好的關系，日本就沒有出路。因此，日本老百姓是以非常曲折復雜的心態來看中國的。以前日本人感覺到在經濟上的優越性變成了對中國的一種恐懼感。

　　因此，我認為，最重要的是如何冷靜地來描述日中目前這種復雜的關系和狀況。不是像以往那樣，以優越感或是劣等感的心態去看日中關系。日中關系原本應是一種什么樣的狀態，如果對這樣一個重要的問題不加以認真思考的話，兩國關系的前景是很不樂觀的。

　　《21世紀》：您覺得中日之間現在的文化交流發展得怎么樣？

　　小森陽一：我的基本看法是，文化交流應該是排除國家與國家之間以利益為目標的交流。但很遺憾的是，我感覺到目前為止，許多文化交流還是在國家與國家之間，或者是以國家的形式來進行的，這不是應有的狀態。不過，到目前為止，也出現了像我們這樣一些日中學者可以自由交流、互動的文化交流，而且我覺得這是十年來我們一點點積累所得到的結果。今后重要的是，要把這種交流的形式繼續發展下去。

　　新的文化交流方式，應該達到什么結果呢？我覺得重要的有三點。第一，我們要追求的不是一方所想象的、所希望的那個日本或者那個中國，而是要通過相互的交流，對更接近于真實的那個日本和中國有一個了解。第二點，問題的關鍵就在于我們能不能拋棄那種從自身想象和期待去看對方的習慣，轉變為冷靜地直接面對接近真實的對方。第三點，我認為是可以找到中國和日本都面臨著的共同課題，面對這樣共同的課題，我們是不是能夠一起合作、一起互動來加以解決，這應該是新的文化交流形態的關鍵所在。

　　因此，我認為最重要的是，我們能否去發現和創造這種不曾有過的日中之間的文化交流，這個文化交流不是以國家的形式，而是以市民為中心，超越各自的己見，去一起面對共同的課題。

　　《21世紀》：你怎么樣看中日學者對共同歷史的研究？

　　小森陽一：第一點，針對慰安婦問題，或者侵略戰爭問題，怎么來進行歷史敘述，實際上到目前為止在各種民間層面，比如在日、中、韓三國都已經進行了很多嘗試，甚至已經出版了民間的歷史教材，所以，在民間層面來進行共同的歷史研究，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如果是國與國之間作為一個研究項目來進行的話，恐怕要面臨很多問題，比如就很難直率地相互交換自己真正的想法和意見。也就是說，如果我們不進行那種甚至要傷害對方感情的交鋒和對話的話，真正的共同歷史研究是不會產生的。比如民間層面上的日、中、韓三國所編的歷史輔助教材，這個教材的誕生過程本身就是相互爭吵、相互交鋒最后才產生的。

　　如果是國與國之間的這種共同研究，遮蔽了感情上的真正的交鋒和交流的話，就有可能使這種共同研究化為泡影。因為真正的歷史認識實際上是感情上的認識。我認為國家和國家之間的這種共通歷史研究，難以真正達到在情感上通過交鋒而獲得共同的歷史認識這一目標，如果不能真正顛覆由國家教育所建造起來的歷史觀的話，真正的歷史認識上的溝通很難達到，或者說，如果這種共同的歷史研究不能夠把每一個研究者個人的觀點、想法吸收進來的話，這樣的研究不會有什么好的結果。

　　因此，民間有關歷史認識的共同研究，如何避免被國家所利用，特別是被民族主義所利用，這應該是最關鍵的一點。

　　“自己負責”的日本

　　《21世紀》：安倍晉三在上臺之前提出要建設“美麗的日本”，不知道他經過半年的執政，日本國內有哪些改變？

　　小森陽一：格差社會(貧富懸殊)已經成了目前日本社會的一個關鍵詞。

　　在小泉當政時，他所進行的醫療、年金等等“改惡”(日本詞匯，與“改良”意思相反，即改壞了)措施，使得老年人、病人等弱勢群體的苦境越發加重，因此，有些新聞媒體已經開始稱目前的時代是一個老人、殘疾人、弱勢群體更加艱難的時代。

　　到了最近，以電視為中心的大眾傳媒中出現了一個新詞，用漢語來解釋，就是即使有工作，但依然貧窮的人(working poor，也翻譯為“窮忙族”)，這個詞是從美國誕生出來的，也正象征著日本要造成一個像美國那樣的貧富差距懸殊的社會。

　　《21世紀》：我們看到日本的經濟近幾年還是在復蘇的，對國民生活沒有改善嗎？

　　小森陽一：從數字和媒體報道上看，好象經濟在復蘇，但實際上，在基層老百姓的生活上是反映不出來的，工資也不漲，錢也不多，它只是一個數字上的問題，真正的老百姓生活沒有變化。日本企業的經營額雖然是在上升，但這種經營額上升的部分并沒有回流到社會。

　　為什么會造成這種現象呢？我可以舉一個非常容易理解的例子，比如說目前日本經聯團的會長是佳能集團的原會長，名字叫御手洗，去年暴露出來佳能公司把生產任務都下達到子公司，由承包商的雇員來生產產品，但是這些雇員享受不到佳能公司一切的利益保障，在這個意義上講，他們在雇傭上是違法的，其營業額的上升也是通過這種違法手段獲得的。

　　在日本，一般來說，一個公司有正式職員、非正式職員之分。對于正規職員，公司要給他們支付保險等一系列福利；非正式職員也有一部分的保險是需要公司來承擔的。但是最近一些大公司的做法是，產品的生產既不用正式職員，也不用非正式職員，而是用所謂人才派遣公司的人，也就是臨時工，這些臨時工在法律上只與人才派遣公司有利益關系，因此，完全和大公司是脫開的，大公司的一切福利都享受不到。所謂這幾年來的經濟改革，保全大公司的這樣一種做法，完全是以犧牲臨時工利益來獲得的。

　　《21世紀》：像這種事情會不會打破日本傳統社會相對穩定的格局？

　　小森陽一：現在日本的傳統社會結構正面臨沖擊，城市和農村之間在享受醫療、教育等保障上，差別越來越大。

　　《21世紀》：日本老百姓對這種現狀的原因是怎么看的？對這種現狀，他們有沒有什么表達的渠道？

　　小森陽一：現在日本有一個詞叫“自己負責”，就是說一切要由自己承擔責任。正是這個所謂“自己負責”的說法，使他們在工作的廠域里面，大家都要以“自己”的方式來工作，因此造成了工作當中，人與人之間無法溝通，互相分散開來的一種狀態。

　　舉一個非常簡單的例子，日本有工會，但傳統上有資格參加工會的只是那些正式職工。最近許多搞“整頓職工”，實際上就是要把非正式職工排除掉，通過這樣的方式，來維持傳統的工會。這造成了一個問題，即正式職工與非正式職工在廠域里面形成一個相互威脅的關系，成為了一個重大的問題。比如剛才提到了人才派遣公司，如果人才派遣公司派來一個臨時工到這個公司來工作，那么這個很有能力的臨時工就可能要搶走三個正式職工的工作，實際上這樣的例子已經有了。而且，這個所謂的人才派遣公司派來的臨時工，他的工作是不能失敗的，只要有一點兒失敗，他馬上就會被開除(而日本法律規定公司是不能輕易開除正式職工的)，現在這樣一種結構造成了勞動力貶值。

　　《21世紀》：他們會把這種現狀歸結成什么樣的原因呢？

　　小森陽一：現在有些人不是去參加傳統的工會，而是參加哪怕是一個人也可以組織起來的新型工會。比如現在最好的一個個人式的工會，叫首都圈青年工會，他們的做法是只要你打一個電話，他們就可以馬上以工會的名義到你所工作的那個公司去交涉，，以這樣的方式來解決這些最困難的人面臨的問題。因此，參加首都青年工會的人都不是一個公司的，他們是分散在各個不同的公司里，所以，有的時候，比如要針對不同的公司起訴的時候，這些年輕人就一起去。

　　這個青年工會完全不是為了自己，而是去幫助和自己沒有利益關系的人，他們以這樣一種方式，正在摸索工會應有的狀態和形式，去摸索工會應有的路。傳統的工會都是在一個公司內部所組織起來的，他們屬于同一個利益集團。現在這個新型工會其成員來自各個不同的公司，他們以個人的名義來參與，就有可能打破傳統的工會模式。這里很有意思的是，這樣一種新的工會形式，從某種方面講和我們的九條會(日本“九條會”由日本著名學者和作家加藤周一與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江健三郎、劇作家井上廈等九位日本文化界著名人士于2004年6月組成，旨在捍衛日本“和平憲法”第九條)的形式很相似。

　　《21世紀》：在這種情況下，一般的日本國民感到日本最迫切的問題是國內的問題，還是國際上的一些問題？

　　小森陽一：好多輿論調查結果都顯示，現在日本國民最關心的問題還是國內問題，貧富差距擴大是他們最關心的問題。(此次采訪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趙京華翻譯)

　　小森陽一：1953年生于日本東京，畢業于北海道大學，師從龜井秀雄專攻日本近代文學。現任東京大學綜合文化研究科教授。

　　著有《重讀漱石》、《日本現代國語批判》、《天皇的“玉音”放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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