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輪即將影響中國區域經濟版圖變化的省級高官調整正在緊密進行。

　　在長三角的上海、浙江，環渤海的山東和天津，習近平、趙洪祝、李建國和張高麗等新任一把手已經全部到位，開始了他們的第一個工作日。

　　“目前第一輪地方一把手的調動實際上彰顯了未來中國區域經濟的一個走向，那就是區域經濟協調融合，更注重視中央宏觀調控和科學發展。”中國人民大學行政管理學系主任毛壽龍教授評價說。

　　強調區域協調與融合

　　“與過去東部大規模向西部輸出干部不同的是，主要區域經濟體內部協調調整是本次地方一把手調換的重要特征。”毛壽龍說。

　　在過去的地方政府換屆調整中，經濟發達地區的東部沿海地區成為輸出干部的大戶，伴隨這一過程，東部沿海區域經濟的“模式”在欠發達地區不斷被復制，如“蘇南模式”、“青島模式”和“蘇州模式”流行于中國區域經濟大江南北。

　　其中，“蘇州模式”以其強勁的外資和GDP增長成為中國最耀眼的區域經濟模式，其“外資＋大項目＋強勢政府”經驗被多個地方所推崇復制。原蘇州市委書記陳德銘和王泯分別調任西部和東北地區，隨后，兩人升至陜西省省長和吉林省省委書記。

　　在這一輪區域經濟模式復制的過程中，直接刺激了中西部等地區GDP強勁的增長。青年學者、通力律師事務所馬光遠博士說，中國經濟增長帶有明顯的政府周期性質，可以說地方政府的政績動力直接推動了本輪投資和GDP的高速增長，加快了區域經濟的GDP競爭態勢。

　　“從東部往西部調入干部是想把來自東部的經濟管理經驗輸入西部和東北經濟欠發達地區，然而這一定程度上促進了GDP競賽，直接引發了數次經濟過熱。”馬光遠說。

　　“在原有模式帶動下的區域經濟，整體呈現出地方政府對引進外資和GDP增長重視的多，而民生則關注的較少。這實際上并不利于中央推進的經濟轉型和科學發展。很明顯，此次地方一把手的調整，中央考慮到了目前既有的區域經濟弊端。”馬光遠說。

　　在此種背景下，大規模的東部干部向西部流動的現象在本次地方一把手調整中，不復出現。

　　例如上海和浙江的一把手調整及天津和山東一把手調整，原浙江省省委書記習近平來到被稱為中國過去十年時間的龍頭城市上海，擔任一把手；原陜西省委書記李建國來到傳統經濟強省山東擔任一把手；而原山東省委書記張高麗則來到未來的經濟熱點區域天津，擔任一把手。

　　“這些省份的一把手調整基本上是在受人關注的經濟區域，從中可以看出一些趨勢性的東西。如東部干部的輸出似乎告一段落，取而代之的是，是一把手在中國重點區域經濟體內的調整，這預示著這些區域經濟體之間未來的協調和融合將成為一種常態。”毛壽龍說。

　　毛壽龍分析，天津和山東是環渤海區域經濟體中兩個非常重要的省市，但是在過去數年中，兩個省市的經濟協調合作并不多，各自發展較為獨立，整個環渤海區域經濟合力并沒有發揮。此次張高麗調任天津，可以加快兩個經濟省市的協調和合作，建立一個更大的環渤海經濟腹地。

　　順應宏觀調控之道

　　在本次一把手調整中，原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調任上海市委書記最為引人關注。

　　浙江和上海，同處于長三角，同屬中國經濟最強省（市）；然而，在過去兩年中，兩個省市的發展曲線卻不同。

　　2006年的浙江GDP增長13.6%。其固定資產投資僅增長13.8%，遠遠低于全國平均水平。2003年以來，中央歷次宏觀調控并非重點針對浙江，然而浙江的固定資產投資最先回落。在宏觀調控關鍵之時，習近平始終親力親為，推行中央宏觀調控之道。

　　2006年浙江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實際增長了14.1%，消費增速首次超過GDP增速。中央的經濟轉型、消費啟動號召首先在浙江得以破局。

　　2006年浙江全省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7335元，連續22年列全國各省區第一位。浙江以一個資源小省和土地小省，創造了“民富省強”的小康奇跡，令其他資源大省和經濟大省刮目相看。

　　“習近平在浙江幾年的工作中，開創了浙江經濟社會發展的新格局。一是充分發揮浙江原有的民營和外向型經濟優勢；二是最為重要的是，他塑造了強勢政府的作用，這表現在貫徹中央宏觀調控、加大基礎設施建設和構建和諧社會上。”身為浙江人的毛壽龍如是說。

　　與浙江鮮明對照的是，上海——這個昔日的中國城市標桿，在宏觀調控中迷失。社保腐敗大案、房價居高不下，成為上海發展揮之不掉的陰影。

　　“我認為，中央調任習近平到上海，是非常合適的。習近平在過去幾年的宏觀調控經驗將使中央的政令在上海得以暢行，而他的政治協調能力有助于上海未來的進一步發展。”毛說。

　　在上海、浙江、山東和天津等重點區域省份一把手調整后，隨之而來的是，將是更令人關注的第二輪省市一把手調整。

　　“北京、遼寧、廣東、江蘇和湖北等省市的一把手調整是本次高官調整第二輪高潮，這些省市主要涉及東北、珠三角和中部地區，調整的懸念就是哪些一把手會上調到中央。”毛壽龍說。

　　“盡管懸念很多，但是調整的意圖仍會和第一輪調整相符，就是符合科學發展和宏觀調控得力的高官會更受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