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報特約評論員 李西梧

　　清明節將至。在節日里祭拜祖先，追憶亡人，緬懷先烈，是中華民族的傳統。如今，現在許多地方政府在清明前后也忙碌起來，但他們熱衷的不是組織干部職工、軍人學生去祭奠革命先烈，而是挖地三尺找出與當地有關的古人，然后斥巨資舉辦大型的公祭活動。

　　近日，魯迅故鄉紹興市在北京舉行新聞發布會，宣布2007年公祭大禹陵典禮將于4月20日（谷雨）在紹興舉行。據介紹，為了這項盛典，紹興市已累計投入2億多元，新建了祭禹廣場、水上祭臺、守陵村和夏禹文化園等，今后還要繼續擴建，目的是使祭禹典禮成為新中國成立以后的國家級祭祀活動。

　　其實，由政府舉辦的對古人的所謂公祭大典活動，紹興已經落在了別的省市后面。自從上世紀70年代末，陜西成功舉辦黃帝陵公祭儀式以后，一些地方就紛起效尤。進入21世紀，這股公祭之風幾乎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與“三皇五帝”、

神話傳說沾邊的省市憑借得天獨厚的資源，把儀式搞得轟轟烈烈，如湖南省的公祭舜帝、河南省公祭人文始祖、甘肅公祭伏曦、陜西公祭軒轅皇帝等；與這些傳說始祖八桿打不著的，則在中國歷代皇帝里找，只要沾親帶故就行。去年9月，四川廣元縣首次公祭1200多年前出生在此的武則天，引起了乾陵所在地陜西省不滿；皇帝沒有的就找英雄好漢，如蘇州市找出了個伍子胥，硬要放在端午節前搞公祭，與屈原爭風頭；有的地方文化底蘊有限，既沒有皇帝也找不到英雄，就打起了古代美女的主意，如浙江某地公祭西施，陜西某地公祭呂后，海南公祭黃道婆等等，甚至山東某地還要公祭起潘金蓮……

　　受公祭的古人五花八門，而公祭的形式卻基本一個模式，無外是設一大型祭壇，擺上五谷三牲，然后鳴炮鳴金，擊鼓奏樂，朗讀祭文，焚香敬香，擺獻花籃，鞠躬禮拜。公祭活動最重要的是邀請到了多少來賓，特別是港臺賓客、海外朋友；最關鍵的是有什么級別的領導到場，如果能邀請到個別國家級的領導，儀式規格就大為提升；最下功夫的是祭文，一定要為古駢文，需要對仗工整、平仄講究，越有古風遺韻越好，越讓人聽不懂顯得水平越高。

　　所謂公祭，按詞典上說，是“社會團體或社會人士舉行祭奠，向死者表示哀悼。”公祭儀式自古就有，但一般帶有很強的宗族色彩，體現著家族的榮耀與族權的威嚴。有些公祭活動由于天長日久，深入民間，積淀下深厚的民族文化，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的傳統節日，如每年的端午節，本是對我國偉大詩人屈原的祭奠活動，但如今已是具有濃厚文化色彩的傳統節慶。但近年各地興起的公祭熱，則是名副其實的“公”祭，完全的政府行為——政府挖掘、政府策劃、政府投資、政府組織、政府自樂。即使拉上一些民間組織參與，也只是充當配角。這些活動與傳統的公祭活動最大的不同，就是與百姓無關。盡管儀式搞得熱熱鬧鬧，煙火繚繞，但能參加公祭的都是各級領導、各界名流，普通百姓能湊近看個熱鬧就不錯。如果有一定級別的領導到場，群眾連湊近的機會都沒有。曲終人散，公祭場地除了留下大堆垃圾，什么也不會留下。百姓除了知道演這么一出熱鬧戲，什么也沒有改變。

　　既然如此，為何“政府公祭”之風會愈演愈烈呢？這里重要的是連著“政績”二字。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文化搭臺，經濟唱戲”一時成為各地發展經濟爭相模仿的方式。弘揚文化是旗號，發展經濟是目的。但許多地方借鬼神搭了“臺”，經濟的“戲”卻沒唱起來，搞得勞民傷財，怨聲載道，這股風也漸漸下去。這幾年情況反過來了，經濟快速發展對政績的拉動作用顯弱，先進文化建設則能成為新的喝彩點。在建設“文化大省”、“文化強市”的熱潮中，文化再不是“搭臺”，而成了“唱戲”的主角，經濟實力則變為“搭臺”的基礎。可要搞出影響全國乃至世界的文化項目，畢竟不是光靠大投入能立竿見影的。想創作出像《絲路花雨》、《云南映象》那樣的傳世佳作，又心有余而力不足，更無這個耐心。于是，從墳墓里發掘古人來“搭臺”，就成了加強文化建設的最便捷、最利于造勢的選擇。

　　可以預料，在政績沖動和對文化建設奇怪想象的共同作用下，“政府公祭”熱將繼續擴散，并在弘揚中華民族

傳統文化，推進文化產業發展的旗號下更為興盛。不知被深埋幾千年的古人會不會發笑：沒想到你們這些號稱現代人的智商，不過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