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黃勝利

　　一部記錄片和一位委員的提案

　　一個下著小雨的天氣，9歲的向守坤和5歲的向守豪走在上學的路上，兄弟倆分別就讀于陜西省嵐皋縣漳河鄉漳河小學二年級和學前班。一路上，向守坤背著弟弟得跨過急流的溪水，翻過滿是山石的山路。

　　向氏兩兄弟都寄宿在學校里，每天哥哥照顧著弟弟的起居，早上起床后，弟弟一邊打著哈欠一邊讓哥哥替自己擦洗手和臉。

　　一個下著大雨的天氣，向守豪領著老師們急匆匆地跑向宿舍。原來，躺在床上的向守坤生病了，兩個老師急匆匆地背起向守坤跑向醫院，醫生診斷向守坤患了腮腺炎，最后向守坤在醫院輸液，向守豪一個人在學校里焦急地等待著哥哥的康復。

　　這是由香港樂施會資助，中國科學探險協會青少年科學考察委員會所拍攝的記錄片《漫漫求學路》中的一些片段。

　　記錄片中所涉及的嵐皋縣，2005年，小學從213所撤并為71所，中學從10所撤并為8所，而漳河鄉方圓289平方公里僅剩下兩所小學。

　　與此情形相似的，還有政協常委、蘇州市副市長朱永新的一份提案所提及的：

　　內蒙古錫林郭勒盟東烏珠穆沁旗，面積4萬多平方公里，是內蒙古現存草原中最大的一個旗（縣）。由于出生人口減少和教育資源的調整，牧區學校的數量逐漸減少。

　　東烏旗屬于干旱草原地區，生態環境脆弱，歷史形成與這一特殊環境共生的游牧文化，原住牧民分散居住和放牧。建國之后，50年代開始有馬背小學，服務半徑約10公里，馬背小學分散在各嘎查（村）進行教學，老師甚至到蒙古包牧民家集中授課。伴隨教育的發展，七八十年代東烏旗的十幾個蘇木（行政鄉）、57個嘎查（村），初級小學曾達到過20多所，全旗教師700多人。

　　1995年，東烏旗牧區共有小學校16所，學校服務半徑約50－100公里。2005年，東烏旗牧區小學校有10所，在校學生約2000人。2006年9月，根據調整學校布局，撤并中小學校的政策，東烏旗將牧區小學校全部關閉（暫時保留了1所），所有學生集中在旗（縣）上學。小學撤并到旗之后，小學校服務半徑最遠達到了250公里。

　　學校被撤并之后

　　1998年，教育部提出農村辦學應集中人力與資金，辦好中心學校，做法是重點辦好管理區（片區）和鄉（鎮）中心小學以上完小，逐步完善辦學條件，力爭擴大辦學規模，配備相應教師，開辦寄宿制，逐步減少現有村小，保留居住極分散山區的少數教學點。

　　自此，全國將拆掉半數或半數以上的農村區、鄉學校，實行集中資源辦學的策略。基本目標是提倡打破村、鄉（鎮）界限，實行聯村、聯鄉（鎮）辦學；原則上不新辦村小，可數村聯合辦完小，在管理區、鄉（鎮）完小服務半徑3公里以內的區域，不能有（或新建）其他小學和教學點。

　　集中資源辦學政策在全國實施后，在一些經濟欠發達的邊遠山區、少數民族地區，出現了大量類似嵐皋縣和東烏旗牧區的狀況。

　　朱永新的另一份提案是《關于呼吁改變集中資源辦學政策一刀切、促進山區及少數民族地區基礎教育合理布局的建議》。

　　該提案提到，自2001年起，在香港樂施會的支持下，貴州大學、廣西大學、貴州民族學院、陜西省社會科學院深入黔桂陜的近20個山區及少數民族的樣本縣對集中資源辦學政策的影響、執行績效等進行了調研，發現基層普遍存在一刀切地執行該政策的現象，對邊遠少數民族山區造成了一些負面影響。主要表現為：

　　一、因為路遠及路途危險，家長擔心孩子尤其是女童的安全造成新的失學輟學；

　　二、普遍推遲入學年齡，而學生年齡大了以后再去讀低年級有的學校不收，或產生自卑心理而輟學；

　　三、增加了孩子的體能消耗，尤其是中心校的走讀生體能消耗大，隱性失學多，享受不了集中的資源；

　　四、寄宿制學校多半在鄉鎮中心和公路沿線的行政村，由于母語與教學語言上的差異，邊遠地方和少數民族學生理解有難度，易產生心理負擔或文化的隔離；

　　五、寄宿生的生活開支增加了農戶的教育成本，這是遠遠大于書本費、學雜費的成本；

　　六、資源的集中并沒有帶來預期的效益，反而造成資源的閑置或短缺。比如被撤的有些校點設施完好卻閑置，有的校舍因為集中了學生而擁擠短缺，存在安全隱患；

　　七、計劃中已經撤并但事實上無法撤并卻沒有資源投入，“自生自滅”的校點大量存在。

　　集中資源辦學：效率與公平之爭

　　2001年，國務院做出“關于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農村中小學布局結構調整在全國大范圍開展起來。

　　貴州大學副教授、香港樂施會中國部高級教育項目干事楊蘭對國家為何做出這一決策，闡述了她的看法：

　　國家認為集中資源辦學利大于弊，利表現在，一是可以集中有限的資源辦出有規模高質量的學校，二是對于山區教師普遍學歷低，缺乏培訓，接受新知識的機會少以及各校點教師分散的情況，便于教師的管理和培訓。

　　實際上，部分地區，尤其是一些經濟較為發達的農村地區合理調整中小學布局，集中力量改善了一批鄉鎮中心學校的辦學條件，使合并后的中心學校實現了一定的規模效益，當地的教師隊伍質量與教育教學水平也得以提高。

　　面對同一政策，兩種效果，相關專家表示，這是對政府在執政過程注重公平與效率的考驗。

　　對集中資源辦學的利弊，有過專門調研的廣西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研究員潘春見告訴中國經濟時報記者，在集中資源辦學過程中，公平與效率可以分為兩種情形，一是一般情形，指在保證學生能夠入學的前提下，學校的規模與辦學效率之間的正比關系。另一種是特殊情形，是針對邊遠、貧困的山區農村來說，公平與效率，應當與當地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地理環境、人口分布、民族文化因素等相適應。

　　就第一種情形來說，與農村教育資源的優化整合相結合的中小學撤點并校工作在經濟條件好、交通條件不錯的鄉、村、校具有積極意義，主要表現在教育資源的集中和優化，不僅提高了農村學校的規模辦學效益，同時，為農村子弟接受比較高質量的基礎教育提供了條件。

　　而就第二種情形來說，最邊遠、最貧困的山區校點肯定是最薄弱、最分散、最不經濟的校點，因此，在政府以規模與效益為布局調整主要目的的農村基礎教育改革中，肯定首當其沖被撤并。這對于當地的教育來說是不公平、不公正的。

　　楊蘭則認為，效率與公平對于基礎教育，公平應該是政府首先考慮的問題。

　　因地制宜與加大教育投入

　　2006年6月，教育部頒發《關于實事求是地做好農村中小學布局調整工作的通知》，要求在保證學生就近入學的前提下進行農村中小學布局調整，在交通不便的地區仍須保留必要的小學和教學點。實事求是，因地制宜，堅持寄宿制學校建設和低年級學生就近入學并舉的原則，全面、細致、深入地調研�煴苊庖驔Q策的失誤、工作簡單化和“一刀切”造成新的學生上學遠問題的發生，積極探索和尋求解決學生上學遠問題的新思路和新辦法。

　　但實際上，讓一些貧困邊遠地區，立即重新調整已經集中辦學的教育布局，是件很困難的事，對貴州地區集中辦學進行過多年調研的貴州大學能力建設與可持續發展研究所負責人陳衛紅這樣表示。

　　楊蘭也認為，由于很多貧困地區的財政是“吃飯財政”，為了實現“兩基目標”，基層政府均在負債辦教育，教育甚至成了基層政府的負擔。

　　由于地方經費不足和對教育效益的追求，國家對基礎教育實施了集中資源辦學的政策，地方政府在實施中采取了一刀切的做法，更加劇了邊遠貧困、少數民族山區教育資源的匱乏，導致了教育的不公平。

　　對此，朱永新在其提案中提出以下一些建議：加大對于山區分散教學點的投入，以實際行走距離為基準，保留教學點；國家以發行教育券的方式對基礎教育的投資方式進行改革，學生持教育券自行選擇學校，學校以教育券為憑據申請教育撥款。

　　允許多元辦學模式，承認或支持民辦村校；引進、鼓勵社會力量對邊遠山區校點進行資源投入，共同促進農村邊遠地區基礎教育的發展。

　　師資循環流動，反向激勵機制，鼓勵優秀教師到邊遠校點工作，優先提供晉級、培訓的機會，增加邊遠地區補貼等；提升代課教師的工作福利，國家或省撥出專項資金以補貼事實上存在的代課老師，改善代課教師的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