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子硯

　　全國“兩會”前夕，上海、重慶兩市，先后實施“不再一律封殺馬路攤點”和“有序開放馬路攤點”的舉措。上海、重慶、南京、鄭州、石家莊……一份份路邊攤解禁的地方性文件，引發了一場涉及數百萬人口謀生方式及管理方式的大變革。一場牽涉到數百萬城市邊緣群體生計的變革，即將到來。（3月26日《中國經濟周刊》）

　　有人說，我們社會的進步，不應僅僅只是體現在ＧＤＰ的高速增長上，而更應該體現在一些“潤物細無聲”的細微之處。筆者認為，上海、重慶、南京、鄭州、石家莊等現代城市的路邊攤解禁，正是這樣一個“潤物細無聲”的細微進步細節。

　　曾幾何時，針對馬路攤點的，是各地城管“武裝到牙齒”的報道，是尚武的“鐵腕”而不是人性化的溫情流淌。有的城市出于某種考慮，甚至提出了美侖美奐的“無攤城市”的終極目標。為了將充斥和游蕩在城市邊緣地帶的“馬路攤點”，一些城市的公共管理部門一度把所謂“走鬼”當成“假想敵”，甚至城管配備了諸如ＰＤＡ終端、防刺背心、頭盔等“武器”來對付他們。而這種“鐵腕”所換來的卻往往事與愿違，不但不能完全杜絕“馬路攤點”，而且一度引發和激化民生與公共管理的矛盾與對決，甚至發生了小商販刺死城管隊員的悲劇。如同報道所說，在全國各地，沿街叫賣的小商販和城管這對“天生冤家”已經“斗智斗勇”了幾十年，從“貓捉老鼠”到暴力對抗，一幕幕市井短劇，在人們習以為常的眼光中不斷上演。

　　如果說這種暴力對抗與市井短劇體現了一貫以來一種“權力的任性”的話，那么現在“不再一律封殺馬路攤點”和“有序開放馬路攤點”的舉措，以及一份份路邊攤解禁的地方性文件，則體現出了“權力的彈性”，彰顯了民生權利與公共權力的互讓性。公權力的“彈性”理論認為，公共利益與個人利益并非不可調和�！昂戏ǖ臎Q定往往并不是唯一的。行政職權的個案使用離不開行政主體的掂量、比較、評估、權衡和決定。這本身就隱含著對公權力的處分�！倍�現在，這場牽涉到數百萬城市邊緣群體生計的變革，說明公共管理部門已經意識到，“合法的決定往往并不是唯一的”。一份份路邊攤解禁的地方性文件，其實不也正是行政主體掂量、比較、評估和權衡之后的選擇嗎？其本身也隱含著公權力的一種自我糾錯與處分。

　　當然，正如社會學家孫立平先生所說，秩序的原則與生存的原則，哪個也不能被替代，哪個也不能被壓倒，而是只要妥協與權衡。也正因為如此，“不再一律封殺”并不意味著不要秩序的價值追求，而只是“有序開放”；同時，我們也完全沒有把這種“有序開放”當成一種恩賜，其實質上不過是一種公權力的自我歸位而已。當然，由于歷史的和現實的各種原因，我們可以看到，這種歸位還只是局限在為數不多的大城市，而沒有成為一種具有普適意義的行政理念，在一些地方，公權力對于馬路攤點依然抱一種“一律掃蕩之”的任性心態。

　　因此，在這種困境之下，我們應該以就業促進法的視角，來審視和考量“地攤經濟”。3月25日，就業促進法草案再次全文向社會公布，廣泛征求意見。筆者認為，如果要想實現秩序的原則與生存的原則的長久的平衡，使“不再一律封殺”和“有序開放”成為公權力的普遍選擇，而不僅僅依賴于少數城市的自我反省和自我糾錯，則有必要將“地攤經濟”納入就業促進法的概念和范疇，以剛性的法律來實現“權力的彈性”，從而為數百萬城市邊緣群體的生計，提供一個擋風遮雨的港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