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爭議多年的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兩法合并，終于定音。在實現稅制統一、內外資企業公平競爭等諸多重大意義的同時，其減稅效應也引人關注。

　　一直以來，中國稅負水平都是一個爭議頗多的問題。

　　據國家稅務總局統計，我國2006年宏觀稅負(稅收收入與經濟總量的比值)為18%，比發展中國家低3％左右，比發達國家低約12個百分點。而日前，中央黨校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對此表示異議，認為中國真實稅負已經達到31%至32%。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認為，中國的宏觀稅負略低于發達國家，但在發展中國家中屬于偏高水平。

　　然而，中國稅收收入增速連續十幾年高于GDP增速快速增長，也超出居民收入增長速度，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面對這個世界奇跡，我們需要思考，中國宏觀稅負水平直線走高的趨勢是否合理？稅制是否應做出相應調整？而近兩年來，提高

個人所得稅起征點，取消農業稅，兩法合并，是否已表明了新一輪稅改的減負傾向？另外，上世紀90年代的分稅制改革很不徹底，稅制漏洞較多，特別是增值稅設計扭曲，造成諸多問題，那么試點東北的增值稅改革是否應加速推行？能否以此為契機，完善稅收立法？

　　針對上述問題，本報誠邀全國人大財經委委員程法光、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中國社科院財貿研究所副所長高培勇和中國人民大學財金學院教授安體富，縱論中國新一輪稅改，是為本期“天下論衡”。

　　(劉巍)

　　本報記者 劉巍 李振華 程東華 實習記者 黎博雅 北京報道

　　1.宏觀稅負高低之辯

　　如銀行、石油、通訊、電力等壟斷行業，稅負沒有達到應有程度；但小型微利企業、勞動密集型企業、個體工商戶，稅負則應該降一些。

　　主持人：中國稅收收入增速連續十幾年高于GDP增速快速增長，也超出居民收入增長速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研究認為，用稅收收入與GDP比重計，中國的宏觀稅負略低于發達國家，但在發展中國家中屬偏高。那么中國宏觀稅負水平持續走高的趨勢是否合理？

　　程法光：這次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通過了企業所得稅法，這是一件全社會關心的事，也是一件大好事。兩法合并至少已醞釀了十年之久，但由于認識上存在差別，久而未決。我們都知道，那些優惠政策，導致內外有別、地區有別、投資來源有別，已經失去了稅法的嚴肅性，所以兩法合并非常必要。

　　當然，由這次所得稅立法也看到了企業稅負問題。其實就所得稅來講，中國和周邊國家，甚至世界大多數國家相比，是偏低的，尤其考慮到小型微利企業所得稅率是20％，高新企業所得稅率是15％。但就企業的綜合稅負來講，不一定偏低，也沒有高到不合理的程度，占GDP的比例不過18％。我看到有人說企業綜合稅負達到了31％，但我認為連亂七八糟的費和基金都加在里面，這是不合理的。這些費用確實也是企業的負擔，但不能把它視為稅負，不過有一些可以想辦法把它們規范成稅。

　　我上午看了一個報道稱，英國稅負達到42.7％，很多企業都嚇跑了。但我們也要考慮到，這些高福利國家的稅收非常高，但社會保障程度也非常高，基本上生老病死都由國家承擔。而中國遠達不到這一點。所以我覺得中國的稅負談不上多么高，但是也不是說沒有減稅空間，只不過有的方面減稅空間大一些，有的方面還應該再加重。比如銀行業去年的所得稅增收就占了所得稅增收額的40％，其它如石油、通訊、電力等壟斷行業，稅負也沒有達到應有程度。但小型微利企業、勞動密集型企業、個體工商戶，稅負則應該降一些。因為他們獲利空間本來就不大，而且能夠解決就業，而就業本身就有收入，收入就會拉動消費，消費又會拉動生產，是一個良性循環。

　　現在中國的消費、投資和出口這三條腿，消費總是短一截。為使三者相對平衡，可以限制投資和出口，但不能刻意地壓低這兩個，不能說把兩條長腿砍了去遷就短腿。我認為，在中國發展的這個時期，投資增長不超過25％應該可以；而外貿，只要有市場、能出去，增幅高一點兒也沒關系，可以在高的過程中調整結構。所以目前關鍵是加大消費，這就首先要解決老百姓就業問題，其次是提高最低工資。

　　總之，稅負問題不能籠統地說高還是低，結構上應該有所調整。比如個人所得稅起征點從800提到1600，多嗎？尤其考慮到他們拉家帶口的，真的不多。再如個體工商戶月收入額5000元以下免征，20％的利潤率也不過就掙1000塊錢。就算把起征點漲到10000，20％的利潤率也不過就是2000塊錢，還是養家糊口，所以我認為像這種小型微利、個體工商戶和勞動密集型企業可以降低一些稅負。高新技術和勞動力密集型要相配合，不能只強調高新技術，一個鋼廠用幾百人，那老百姓就業都怎么辦？還是要有些勞動密集型，解決13億人的就業和生存問題。

　　安體富：2006年我國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為18.8%，稅收收入占GDP的比重為18%(稅總統計口徑)，而發展中國家的宏觀稅負平均為17.9%(含社保稅)。我國如果再加上社保基金收入所占比重(4%左右)，以及稅外各種收費，宏觀稅負約在35%以上。至于宏觀稅負要不要有個限度，至少應考慮以下幾個問題：第一，目前我國社保基金收入占GDP的4%左右，而美國超過10%，北歐國家更高。今后隨著我國社會保障面的擴大和完善，這一比重必然會有較大提高。住房公積金也有類似情況。

　　第二，十一五規劃中，把自主創新放在十分重要地位，在全國科技大會上提出要建立創新型國家，而要實現這一目標，基礎在于提高企業的創新能力，這就需要大力提高企業提取的研發費用的比重。目前西方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中，研發費用占銷售收入的比重大都在10%以上，而目前我國只有1%多。

　　第三，提高職工的工資，特別是提高農民工和城市低收入人群的工薪收入。目前我國商品之所以在國際上具有一定的競爭力，主要是依靠低工資的廉價勞動力在支撐，但這不可能長期延續下去。

　　第四，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我國長期以來GDP的增長主要是靠投資和出口，特別是高投資來拉動，消費長期不足。據統計，中國最終消費占GDP的比重(消費率)已從1990年的62%，下降到2005年的52.1%，而2002年世界平均的消費率是80.1%。目前消費不足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城鄉居民收入增長緩慢，低于GDP的增長速度。據統計，從2002年到2005年我國政府可支配收入所占比重提升了3.3％，居民收入所占比重則下降了4.6％。因此，要改善我國消費長期不足的問題，就必須調整收入分配格局。今后在一個時期內，應使財稅收入的增長速度略低于GDP的增長速度，最高保持同步增長。

　　賈康：認為中國的宏觀稅負水平在發展中國家中偏高，可以說是缺乏嚴格論證的，因為主要是基于推測數據。如果用比較可靠的數據，18％的稅負水平不算高，再加上社會保障和其它收費，也要看這部分所估計的收費近年的變動趨勢如何。在過去幾年和可以預見的今后幾年之內，不規范的非稅收入會逐漸降低。而且其他發展中國家也有這一塊。合在一起比較，未必中國偏高。一些比較規范的收費，涉及社保的繳費，我認為應該提高統籌級次，爭取把繳費變成收稅。實際上，現在很多地方是委托稅務系統收社會保障費，效果比較好。

　　從發展趨勢來看，從原來傳統體制到實行改革開放之后，統計上表明的宏觀稅負是從一個較高位置一路走低，最低曾達到10％左右，然后又開始走高，到現在的18％。我感覺這是在向一個比較合理的水平靠近，這些年主要是恢復性增長。當然，走到現在，確實也有必要綜合考慮各種因素，能夠也應該在減稅方面給予更多關注。

　　2.減稅趨勢已顯

　　據我們粗略估算，新一輪稅制改革大約要減少財政收入5000億元左右，可見稅改的力度之大。

　　主持人：那么中國連續多年來稅收收入的增速遠高于GDP增速，主要原因是什么？是否應該進行調整？

　　高培勇：從1994年開始計算，過去連續13年稅收增長速度幾乎是GDP增長速度的2倍，這可以說是中國稅收的一個奇跡，也是世界一大奇觀。但這個故事發生在中國，肯定有其特殊緣由。2006年稅務總局給出的解釋，主要歸納為經濟增長、物價上漲、區域結構不平衡、產業結構不平衡、征管加強以及進出口貿易這六個因素。但這些只能解釋其中某一年，而無法解釋連續13年如此。我們也對此進行了研究，發現這六個因素中，征管加強因素對稅收增加所起的作用達70％。

　　為什么中國的稅收征管因素有如此大的魔力？據統計，1994年稅務局的征收率(實征稅收占應征或法定稅收的比重)是50％，到了2003年，提升到將近70％。還有一個國家稅務總局的報告顯示，1996年增值稅的征收率是45%多一點，2004年已經提高到85%。為什么增加如此之快？我們認為，是現行稅制打下了這個基礎。因為在現行稅制誕生之時，稅務局的征收水平不高，為了保證既定征收目標的實現，就必須按照50％的征收率給現行稅收制度設定空間。舉個例子，如果想要征收5000塊錢的稅，就得搭起一個征收1萬塊錢的架子，來保證征收到5000塊錢的稅。隨著稅務部門征收能力、技術裝備水平的提升，就迅速提高了稅收征收率。世界各國沒有一個國家的稅收率能達到100％，美國也不過85％，但是也沒有哪一個國家最開始征收時是50％這么低的，中國是個非常特殊的例子。

　　我總是這樣看，如果認定1994年推出的那套稅制和1994年的經濟社會環境是相匹配的，那么現在肯定是不相匹配的；如果認為兩者現在是匹配的，那么1994年的時候就不相匹配。因為這些年稅制格局基本沒動，但今天的社會經濟環境與13年前已不能同日而語。不管是腳小了，還是鞋子大了，反正就是不匹配。

　　賈康：除了征管加強的原因外，我覺得還有一點也不可否認，那就是我們經濟基本面的變化十分迅猛。十幾年來，中國經濟結構升級、城鎮化速度和相關市場趨于活躍的程度是其它經濟體沒有出現過的，而經濟基本面對稅收的支撐力，并非一般人可以想象。

　　舉一個例子，現在我國關于房地產的稅收規定，外資企業有統一的房地產稅，內資的房產稅和地產稅是分開的，房產稅的征收對象是營業性房產的收入，城鎮居民的住房不在考慮范圍之內。但這些年，城鎮有越來越多的住房在出租因為人均住房水平大大提高，有了供給的可能；城鎮工商活動大大活躍了，流動人口也不斷增加，需求日益強烈。青島若干年前就開始注意這個現象，通過稅源排查，建立臺賬，加強管理來收這方面的稅，結果幾年間青島地方稅中來自房地產的部分每年的增長幅度達80％以上，而稅收制度本身并沒有改變，青島地稅中的來自房地產的稅收比重，從原來很低的比率很快上升到了20％。所以一方面看起來這是征管力度加強的結果，而另一方面是經濟基本面迅速擴張、升級的結果。這種情況在其它地區也普遍存在。

　　主持人：近幾年來，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取消農業稅，東北增值稅試點，加之今年3月人大會通過的企業所得稅的兩法合并，這些措施是否表明了未來的稅改有減負的傾向？

　　賈康：或許現在主管部門和決策層并沒有明確表示以減稅為主導，但實際上已經在做，這與前些年明顯不同。在1998年，中國實施擴張性的積極財政政策，但與市場經濟國家不同，我們主要是增發長期國債來增加政府投資來擴張內需，而不是通過減稅來擴張內需。但實際上到了1999年下半年，就開始以投資方向調節稅開刀。在我的印象里，當時在房地產方面也曾經采取過減稅措施，以鼓勵大家購買房地產。到轉為實施穩健財政政策之后現在有幾個大的減稅的措施已經非常明顯。一是取消農業稅，年度減收400多億元。二是企業所得稅兩稅實現并軌，“兩法合一”以后，據財政部統計大約減少稅收收入960億。三是東北先動的增值稅轉型也是減稅。從邏輯上來說，增值稅轉型最好是一步推到全國，但也不排除在現在經濟可能過熱的情況下，擴大到中西部而非一下子推到全國，以防止為經濟過熱過度地推波助瀾。

　　宏觀稅負要結合結構問題考慮，該降的和該升的同時考慮。比如土地、不動產方面的稅收，現在在交易環節的收入是地方政府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但是土地、不動產保有環節的稅很低，或者說基本沒有，也就是我們所說的物業稅這部分應該升上來。我覺得物業稅問題現在搞得有點兒過于神秘，“空轉”試點的方法與數據不透露可以理解，但到底是哪些地方選擇做試點都秘而不宣。

　　安體富：據我們粗略估算，新一輪稅制改革大約要減少財政收入5000億元左右，可見稅改的力度之大。這主要由以下幾部分組成：統一內外資兩套企業所得稅，減少收入估計近1000億元。在農村稅費改革的基礎上，取消農業稅減少收入1000億元以上。改革出口退稅制度，到2003年底，累計欠退稅達到2400多億元。根據“老賬要還”的原則，這相應減少財政收入。提高個人所得稅月工薪扣除額，約減少300多億元。再加上增值稅由“生產型”轉為“消費型”，在稅率不變的情況下，根據東北試點的經驗，若僅對當年新增機器設備所含稅款進行抵扣，大約會減收1000多億元。當然，消費稅的改革，資源稅的改革和

燃油稅的開征等，會增加財政收入。但增負的因素有限，增減相抵后約減收在5000億元左右。

　　程法光：增和減怎么算？我們說兩法合并減少了1000億，這是靜態的。但我覺得動態算的話，根本用不了1000多億。因為經濟特區、開發區、省會城市及沿江、沿邊、沿海城市的現行稅率均低于25%，所以不會減少，甚至有可能還增加。另外，外資企業也并非一下就增負400億，對于那些已享受完減免政策的企業，有些還是減負的；而且外資企業的減免政策尚要過渡5年，所以所得稅的改革對企業和財政收入都沒有預期的那么大。

　　2004年7月份到現在，東北三省的增值稅試點，兩年一共抵扣也不過100多億，而且東北還是工業比較集中、技術改造比較大的地方，那么在全國推開需要多少代價不就可預測了嗎？而且這個代價帶來多少收入的增長有沒有算？技術改造可以改善結構，加大規模，提高效益，稅基也就隨之擴大，這不都是稅嗎？所以對于稅制改革算賬，既要動態算，也要靜態算，否則就容易形而上學。現在稅制改革每往前邁一步，最怕的就是影響收入，但實際上以現在國家增收的程度考慮，可以算是承受能力最強的時期，不僅財政承受能力強，而且企業的財務承受能力也處在最強的時期，是稅制改革的最好時機。

　　3.亟待增值稅改革

　　只有東北8大行業試點增值稅改革，導致同一行業的企業不在同一起跑線上；而且由于鏈條不全，更容易發生漏洞。

　　主持人：爭議多年的企業所得稅兩法合并完成，這在中國稅制改革中具有重大意義，那么在此之后，突顯出的稅制改革有哪些？是否首要應解決試點了兩年多的增值稅改革？

　　程法光：兩法合并以后，接下來最應該關注的稅制改革就是增值稅，因為它是中國第一大稅種，占總稅收45％，而個人所得稅和企業所得稅加起來也不過25％。而且我們現在的增值稅是個四不像的增值稅，真正的增值稅應該是全覆蓋、全鏈條、全抵扣，但我們現在既不全覆蓋，也不全鏈條，更不全抵扣，這算什么增值稅？增值稅的主要優點和特征都沒有。中國1400多萬增值稅納稅人，只有120多萬是一般納稅人，其余1200萬都是小規模納稅人。小規模納稅人中，商業的稅率是4％，工業是6％，這不就是比例稅嗎？他的票別人不能抵扣，別人的票他也不能抵扣，說是增值稅，但實際就是營業稅、產品稅。現在中國實行增值稅的也就那120多萬戶。

　　賈康：中國稅制法律建設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在現實條件不具備、不能形成法的情況下，就只能以條例、暫行條例等形式。比如說今后要推出的物業稅，其實怎么樣強調其重要性和法律地位都不過分，因為直接關系到市場競爭的環境和公平性，地方政府職能如何行使，行為如何長期化、規范化、以及消費者住房消費行為的合理化和稅收對財富、收入的調節框架等一系列問題。但是要預測什么時候才能有一個嚴格意義上的物業稅或不動產稅的稅法，確實還很難。

　　主持人：早在2004年，國家就針對增值稅轉型在東北三省8大行業進行了試點，那么是否應該盡快在全國范圍內推廣？

　　賈康：現在有一種顧慮，即經濟過熱的可能勢頭和增值稅在全國轉型連在一起，會不會出現

宏觀調控方面的麻煩。尤其今年前兩個月的外貿非常強勁，所以我估計這種憂慮肯定存在。

　　程法光：但我認為這絕對不是主要因素，也絕不會有那么大的影響。經濟過熱和投資過熱很大程度上是體制問題，關鍵不是在稅收。而且我認為兩個閘門不如兩個把手，兩個把手一個是節能，一個是環保，節能上不去、環保不解決的項目堅決不批，這比貸款和土地兩個閘門更好用。

　　高培勇：我覺得首要的問題是要給東北地區的試點方案有一個定位。發端于2004年7月1日的增值稅改革方案，至今已接近3年，如果依然把它看作試點，那就必須看到每一年度的方案是否有調整。什么叫“試”？如果第一年的方案結果不令人滿意，那么第二年就要改方案、改配比，再試。以此類推。可我們的增值稅試點，完全是今年重復去年的故事，明年重復今年的故事，三年沒有動過，我認為已經不能再稱之為試點，只能叫“等待”。第二，現在要把增值稅試點方案推廣到中部，而且從權威部門得到的消息說中部地區的推廣還是東北方案。以后向全國推廣，恐怕也還是東北方案，不會再有什么調整。

　　為什么增值稅試點會走到“等待”的階段？賈所長說的是一個原因，即害怕經濟過熱和試點所帶來的刺激需求交集在一起。但實際上從2004年到今天，增值稅改革的影響一直在梳理當中。去年4月份，遼寧省國稅局召開了一個試點經驗的總結會，不管企業界人士，還是政府人士，都認為增加20多億的稅后收入并沒有給他們帶來多少投資。所以在現實國情背景下，增值稅轉型對投資的促進作用絕不是人們想象的那么大。

　　另外一個擔憂的是政府財政減收———2003年說是減收1500億，現在說是2000多億，這是一個制約的因素。尤其兩法合并，內資企業減稅，外資企業增稅，互抵之后財政收入減少約1000億。現在政協很多委員又提議要減利息稅，大概450多億，如果再加上增值稅減收2000億，這樣的成本絕對是對本屆政府決心和魄力的考驗。

　　高培勇：減收、逆向調節、增熱，都是從2004年就在議論的事，我覺得增值稅改革之所以拖到今天，可能更多的是和兩法合并連在一起，就是把增值稅轉型改革和企業所得稅改革綁在一起。為什么要綁在一起？對外資企業而言，在兩法合并上要增負，這個增負的比例不是小數，要從15％跳到25％，再加上很多優惠措施的取消，因此就需要有其它的東西去熨平外企這種增負壓力。一個好的選擇，就是把增值稅轉型和兩法合并綁在一起，因為增值稅轉型就是增值稅稅基的縮減。稅率不變，基數減少，肯定就減負。

　　如果政府確實肯再花費一兩千億的成本，確實認為中國這樣一種稅收每年超常的增長不完全是一種利好消息，確實認定現行稅收制度與現實經濟有很多碰撞的地方、需要加大力度改革，我想，利用兩法合并這個契機，增值稅的改革方案會有可能向前推廣。

　　程法光：而且現在只有東北8大行業試點增值稅改革，會出現很多問題。我到湖北調研，當地一家重型機械企業說哈爾濱的設備都抵扣了，而他們抵扣不了，成本肯定比東北高，這就導致同一行業的企業不在同一起跑線上。而且由于鏈條不全，更容易發生漏洞。所以，我認為應盡快在全國范圍內推進增值稅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