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在我國市場經濟發展中，沒有一種模式，能像溫州模式這樣，備受人們的關注；也沒有一種模式，能像溫州模式這樣，遭受那么多的責難和壓力。溫州模式，這場以市場化取向為先導的改革，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一直深遠地影響著每個人的生活。

　　或許，今天的人們，看到的是溫州人的富裕，卻忘了當初創業者的艱辛和勇氣；看到的是溫州的先發優勢，卻忘了溫州干部看似無為，實則有為的政治風險和壓力。溫州的改革之路，從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為中國的市場經濟發展之路。這條路上，沒有路標，只有眼力；堅韌的足跡，覆滿荊棘。這條路一直延伸到了現在。在改革開放即將踏上30周年的歷史階梯之際回眸，我們是否看清艱難曲折的行進線路？是否理解山花爛漫、百感交集的時代圖景？

　　跋涉者的記憶是歷史的印記，歷史的記憶是未來的財富。中國經濟時報特推出溫州民營經濟史口述系列，采訪一批曾經處在風口浪尖上的改革先行者，以他們的親身經歷，以及

人生感悟，希望為中國的深入改革提供一些借鑒和啟示。系列文章以講述者第一人稱的語氣成文。

　　■溫州民營經濟史

口述實錄（一） ■口述連正德（溫州市人大主任）本報記者汪海寶盧麗平見習記者柯海芬采訪整理

　　上世紀80年代初，樂清市柳市的“八大王”和縣二輕局事件，以及圍繞它們發生的民營經濟風波，就折射出我國市場經濟從產生萌芽到茁壯成長的曲折歷程。為此，我們采訪了事件的親歷者，時任樂清縣委副書記的連正德。

　　“八大王”和登山鞋的興起

　　1976年粉碎 “四人幫”后，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定了路線：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將中心工作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那個時候，我們溫州的農民開始從土地中走出來，向第二、三產業轉移，主要是從事投資少、成本低、技術要求不高的再生加工和小商品生產，很快形成了樂清低壓電器等十大產銷基地，出現了以家庭生產為單位、以專業市場為紐帶、以購銷員為骨干的經濟格局，這就是外界評論的“溫州模式”。

　　那個時候，樂清的個體、私營經濟很活躍，真是雨后春筍般地冒出來。有八個“大王”名聲最大（“螺絲大王”劉大元、“五金大王”胡金林、“目錄大王”葉建華、“礦燈大王”程步清、“翻砂大王”吳師廉、“膠木大王”陳銀松、“線圈大王”鄭祥青、“舊貨大王”王邁仟）。這“八大王”是當時樂清柳市的冒尖戶，也可以說是1978年那個時候溫州最早的個體戶，現在看來，他們應該是群眾自發搞個體經濟的一個典型。

　　此外，當時樂清縣二輕局下屬有個登山鞋廠，把生產搞得轟轟烈烈的，算是發展集體經濟的一個典型。

　　文革內亂剛結束，樂清許多工廠處于停產、半停產狀態，這個登山鞋廠也不例外。它的前身是樂清縣皮革廠，生產豬皮鞋，但做得不好，原因是工藝太陳舊、質量次、價格高，這樣一來，鞋子賣不出去，企業快破產了。于是，二輕系統組織廠長、供銷員共100余人，到全國各地尋找生產業務，到外貿單位要求來料、來樣加工、以及送樣定貨。記得那是1978年，鞋廠的運氣來了，一家上海外貿單位支持了鞋廠，給我們送來了定單。鞋廠立即組織專門的技術力量，連夜試制這個麻底的登山鞋，終于給試制成功了。

　　這種鞋子是用苧麻來做鞋底原料，穿著很舒服，質量也做得好，當時還是全國惟一一家，所以很受歡迎。可是這個廠的生產能力一下子無法適應，又沒有足夠的資金投入，于是就想出個辦法。什么辦法呢？我們就讓他們一邊把廠里的技術力量利用起來，另一邊把郊區社隊的企業和農村專業戶組織起來。這樣一來，這支生產隊伍立即擴大了。那個時候大概有百分之七十的加工點分布在農村，很多生產工具是農民自備的。

　　省委工作組和樂清縣委的分歧

　　那還是改革開放初期。我們溫州、樂清個體、私營經濟這么一發展，就受到質疑了。省內開始有種論調，認為溫州是在刮資本主義的歪風。當時有個傳言，“香港九龍，臺灣基隆，樂清里隆”，需要“從諸暨到新昌筑造一條萬里

長城，擋住南風往北吹”。經這么一傳播，1982年之前的那幾年，從中央部門到省委，不斷派人到樂清來了解工作情況。當時的溫州市委辦公室辦有一份刊物，叫《溫州工作通訊》，上面就登了省政法委向中央政法委和省委報送的兩份材料，其中一份就是通報樂清情況的，說樂清存在反革命活動猖狂、走私販賣活動猖獗、投機詐騙成風等好多問題。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從上到下對樂清的看法。就是說，我們在走資本主義道路，問題很嚴重，必須要打擊。

　　所以，當中央決定打擊經濟領域犯罪活動的時候，浙江省就把溫州作為重點；溫州一作為重點，就把樂清劃為重點；樂清一作為重點，就把柳市劃為重點了。

　　整治的速度很快。中央在1月發出《緊急通知》，2月就發了17號文件，到了3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就做出一個《關于嚴懲經濟領域嚴重犯罪活動的決定》，4月省委就派了省委常委、省委有關部門等十多個干部組成的工作組來整治樂清。工作組來之前就有個先入觀念，他們的任務是來證明你們樂清的方向錯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而我們樂清幾個領導，一致認為農村商品經濟發展是正確的，是經過實踐檢驗的。從現在看，怎么看待樂清的個體、私營經濟，關系農村經濟要不要搞活，要不要發展商品經濟的問題，這個問題實質上也是支持改革與抵制改革的分歧。但當時我們也沒有考慮這樣深刻，只知道商品經濟對農民有利。所以我們就說省委工作組缺乏調查研究，以“左”的眼光看待我們農村經濟改革。

　　“八大王”的“罪行”：投機倒把

　　樂清縣委跟省委工作組的意見分歧很大，以至開常委會的時候，他們坐一邊，我們坐另一邊；他們指責一個問題，我們就反駁一個。其中一個焦點問題就是對“八大王”的處理問題。

　　省委工作組認為柳市“八大王”什么的，是在搞投機詐騙。理由很簡單，你賺錢這么多就是資本主義。在我們看來，“八大王”賺的錢有利于社會，有利于社會發展。你說他投機倒把，他怎么投機倒把了？比如，煤炭當時非常緊張，有人搞運輸，就把煤炭運到溫州來賣，這是好事啊。

　　還有，樂清個體、私營經濟和家庭工業是新事物，剛剛出來。我們查找上級的文件，沒有肯定，但也沒有嚴令禁止，對“八大王”這樣的事例，我們幾個縣委領導覺得對經濟發展有利，于是就開了綠燈給予支持。

　　這么一來，省委工作組就說我們是在誘發資本主義，并把個私經濟發展中社會風氣、社會治安問題也加到我們頭上。我們認為這些問題是前進中的問題，可以采取引導解決的方法，但他們不聽。最后，他們上綱上線，指責我們搞自由化，破壞計劃經濟；破壞計劃經濟，當然是搞資本主義。文革剛結束，亂扣帽子，亂打棒子的流毒還在。

　　“八大王”的事情，我們跟他們爭了好長時間，還是沒有用。結果這樣處理：7個人被關起來判刑的，最重的，給判了7年徒刑。還有1個人潛逃在外，不敢回來。

　　省委工作組來了后，對個私經濟的打壓力度很大。比如說，那時候有很多樂清人在新疆兵團。這些在新疆的人回來說，那邊吃的、喝的都很少，特別沒有水產品。我們樂清，水產品有的是。一個樂清人就想到把樂清的帶魚運到新疆去。這是多好的事。這個人手頭的錢不夠，需要向銀行貸款。那時銀行審批條件很緊，不熟悉很難貸出的。當時樂清有個區委書記，是個老同志，也很支持搞活經濟。由于他跟銀行營業所是熟悉的，所以在中間聯系了一下。就這樣的事，省委工作組硬說這位書記是為投機倒把提供方便，要判5年徒刑。當時我們幾個樂清領導很氣憤，爭取了好長時間。但是他們權大，沒有辦法。交給法院判，當地法院也不愿意判。那天晚上叫我們幾個去做工作。我們呆在家里都不愿意去，回話說，你要判你判去。最后他們還是把這個書記給判了。

　　可以說那個時候，個體戶、私營老板，人人提心吊膽。

　　登山鞋廠的“罪名”：兩頭在外，浪費國家資源

　　爭論的另一個焦點就是登山鞋廠。從老百姓的角度看，這個登山鞋不知道有多少好啊！登山鞋的生產得到發展以后，每個人的家里都賺錢。單單縫那個鞋底，每戶人家一個晚上下來就有幾毛錢，一個月也有十來塊。十來塊對當時的一個家庭來說是個不錯的收入啊！

　　二輕局以生產登山鞋為龍頭，還積極帶動手工刺繡、編織、雕刻工藝品的出口。

　　按理說這個鞋廠跟個私經濟不相關，它是集體企業，不屬于整頓重點。后來又出了什么事呢？這跟一封舉報信有關。

　　這封信是一位“樂清群眾”寫的，關于“登山鞋不應該放在浙江樂清”的控告信，反映了登山鞋廠的許多問題。信上說登山鞋的原材料在浙江蕭山，出口在上海，生產在樂清，造成人力、運力、財力的極大浪費，是在損失國家的利益；此外，鞋廠的職工工資高出當地平均工資3—6倍，破壞工資制度；信中還反映二輕局局長走私；鞋廠向上海外貿公司行賄。這些問題經過我們一一調查，沒什么問題。而省委工作組輕率地說，這二輕局長肯定有問題，把這個東西引過來就是問題，是誘發資本主義。結果就把二輕局長做為一個典型來處理。到了最后，他們把這個登山鞋廠也搞掉了。你說兩頭在外，現在看來是多有效的資源配置，那個時候算是罪狀。

　　樂清縣委的全體“倒臺”

　　我們幾個樂清縣委干部認準樂清的作法是符合改革精神的，所以在討論“八大王”和二輕局干部處理事情上，與省委工作組爭論得相當激烈，雙方經常拍桌子。他們指責我們“資本主義”，我們指責他們“教條主義”。最后，省委工作組定性說，樂清幾個主要領導方向錯了，路線沒把好。向省委的匯報結論是，樂清這個領導班子，存在“對樂清和對自己工作不清醒，對工作組不支持、不合作，對一些案件處理優柔寡斷，縣委內部不團結、軟弱渙散”等問題，然后省委就調查我們這幾個領導。1982年6月12日，省委就下了文件，把縣委書記孫寶經、縣長林克己的職務全都免了，也就是撤職。不久后何元贊的副書記職務也被免了。我呢，省里就說你去讀書好了，其實也就是把我給調離了，那時候我30幾歲。

　　那時候樂清的問題，就是圍繞著這幾個焦點問題展開來的。群眾付出的代價是“八大王”和登山鞋事件。干部付出代價的就是縣委主要領導，他們都被撤掉了。我還算好，只是把我調開，讀書去了。

　　這事件直到1987年才平反的。（八大王事件1984年平反）。1987年全國各地的市場經濟都開始發展了。那個時候省里的領導才說，當時對樂清縣委的處理是不對的，是錯了。

　　1987年平反的時候，也沒有什么文件。只是由溫州市委書記董朝才受省委委托，分別在市機關領導干部理論讀書班，和樂清縣領導干部年度考核工作會議上口頭宣布了一下，原樂清縣委孫寶經、林克己等同志實際上是對的，然后把他們被免職事情作了一下說明。他說，對他們的免職是有當時的歷史背景的，當時有“左”的思想影響。他們認為兩位同志在樂清任職期間，對貫徹黨的線路、方針、政策，是堅決、認真、積極的，工作是好的，特別是從樂清實際出發，保護、支持、發展商品經濟是有成績的。對樂清當時存在的問題，他們也是認真去處理的。對他們進行這樣那樣的批評，是不符合實際的，不實事求是的，是應該給予澄清的。這樣就算平反了，但這幾個領導因為年齡到了，也就沒有重新錄用。他們幾個現在身體都很好。

　　1985年，我畢業回來，溫州不歡迎，就去了臺州玉環縣，擔任縣委副書記。半年后，縣委書記調離。上級進行干部考察，覺得我比較合適，所以調閱我的檔案，發現檔案中有在樂清的一些什么問題。

　　這些都是莫須有的罪名：第一，說方向搞錯了；第二，說是搞地方主義。他們就以這些名義將當時的縣委班子不是換掉就是調走！此后，幾乎一夜間，樂清機關部門的幾十個干部被撤換。當然我們不怪這些工作組的干部。這屬于思想上的認識，是從計劃經濟轉化到市場經濟的一個過程。溫州市場經濟起步那么早，都是硬頂頂住的，其中要經過復雜斗爭的。不過，當時被他們這樣一搞，經濟一退就退了五年，退了五年吶。你說這些事件出來的后果有多么嚴重啊！你說這有多么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