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每年都有龐大的建設面積，中國百姓的安居矛盾卻日益顯現。這個正處在城市化階段的大國，正在面臨房地產價格過高對社會公平和民眾安居的考驗。而在仇保興看來，只有建立一個完善的住房保障體系，才是解決這一問題的“不二法門”。

　　3月7日，在外交學院舉辦的論壇上，仇保興講述了中國城市化進程的機遇與挑戰，并就住房問題接受了本報記者的采訪。

　　必須解決住房問題

　　《中國經營報》：目前，中國正處在城市化進程的高峰階段，在這樣特殊的歷史背景下，住房保障體系究竟應該占有什么樣的地位？

　　仇保興：中國每年的建設面積大致在20億平方米，幾乎相當于整個歐盟國家一年建設總量之和。但是，即便有如此高的建設面積，但普通民眾對住房的需求并沒有得到滿足。而且，在這個領域，矛盾已經越來越明顯。

　　這是中國城市化進程帶來的問題，而住房保障體系，是解決這個矛盾的根本。過去進行的

宏觀調控，核心內容是保護耕地，控制城市建設用地的增長規模。但是，中國城鎮化的過程非常之快，對于住房的需求也日益增長，一方面是住房需求的增長，另一方面是土地政策的緊縮，這也是一對矛盾，要解決這一矛盾，也必須依靠住房保障體系的建設。因為住房是一項基本人權，必須解決這個問題。

　　目前我國的住房保障體系主要是由廉租住房和經濟適用房組成，其中廉租房是面對那些收入在保障線以下人群的，現在我們是以集中建設廉租房為主。不過，從國外的經驗和

城市規劃專家的角度來看，集中建設廉租房并不十分可取。在歐洲，一般都是在新建住宅當中，由政府回購10%~15%的住宅，作為廉租房出租之用。事實證明，這種混合居住的模式是可取的，不會形成新的貧民窟。

　　不過，要求中國目前采用這種制度，從

開發商的社會道德水平而言，是很難的，這只能依靠政府強制執行。

　　《中國經營報》：經濟適用房的存在引發了很多非議，這一制度是否該有所調整？

　　仇保興：很多非常著名的經濟學家，對于經濟適用房都持否定態度。但是，在現階段來看，中國的經濟適用房制度必須保留，不能廢除。至于北京等城市出現的經濟適用房超規格建設，違規購買，那是政策執行不到位的問題，而不是經濟適用房制度本身的問題。

　　從國際上的經驗來看，經濟適用房這種類型也都是存在的。比如，在歐洲居住水平比較好的城市——維也納，“經濟適用房”的建設總量基本上要占到一年住房建設總量的40%，而我們還遠達不到這個數字。

　　《中國經營報》：你剛才提到了城鎮化，這一進程的最大副產品就是城市的新移民。但是，我國現有的住房保障體系是以戶籍制度為基礎的，對于那些沒有當地戶籍的新移民來說，住房保障的問題如何解決？

　　仇保興：你說的這個問題很重要，但解決起來也很有難度。因為不可能新移民一到北京和其他大城市，就給他一套房子。即便在保障十分健全、福利水平十分之高的歐盟國家，也不能做到。這里面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城市規模的控制。按照估算，以北京為例，這個城市未來最大的人口容量在1800萬左右。超出1800萬，就可能帶來很多很難解決的問題。

　　在歐盟國家，新移民也是到了這個城市一定時間以后，才能提出申請，然后再排隊等房子，這個問題只能這樣解決，不能指望來了就有房子。

　　寄望垂直管理可能是誤區

　　《中國經營報》：現在對于住房保障體系的不到位，有很多非議。兩會上，也有政協委員提出，通過垂直化管理，通過中央權力的介入，來解決這一問題，你認為這是否可行？

　　仇保興：從我個人的角度來說，這種垂直化管理實際上是一種認識上的誤區。在當今經濟快速發展的情況下，地方政府應該比中央政府更加了解基層的實際情況，冀望中央權力介入解決地方政府的問題，往往會帶來更大的問題，我們在歷史上不是沒有犯過這樣的錯誤。

　　對于住房保障體系垂直化管理，我的看法是，衡量任何一種行政制度是否可行，最重要的一個標準是能否降低信息不對稱的程度。一個制度如果能降低信息不對稱，那么它是一個好的制度。反之，如果一個制度反而增加了信息不對稱，那就至少不是一個高效的制度。而垂直化管理住房保障體系，就會增加信息的不對稱。

　　我可以斗膽說一句，解決住房問題絕對要由地方政府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