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習生 曲瑞雪

　　“這是一部多方共贏的法律，我個人對其持樂觀態度。”3月13日，財政部財科所稅收室主任孫鋼在接受中國經濟時報記者采訪時說，此次推出的新稅法草案已經醞釀多年，是一部深入調研后的成熟法案，從兩會上的反映看，代表們對該草案提出的修改意見很少，說明社會各界已經達成了共識。

　　影響深遠

　　眼界不能僅限于財政收入

　　3月8日財政部部長金人慶在對草案進行說明時講到，未來該法案實施后，與現行稅法口徑相比，國家財政將減收約930億元。合并考慮對原享受法定稅收優惠的老企業實行過渡措施因素，在新稅法實施當年帶來的財政減收將更大一些，但在財政可承受范圍之內。

　　對此，國家發改委經濟體制與管理研究所金融中心主任張海魚告訴本報記者，其實我國現行的總體稅負是比較高的。33%的企業所得稅，加上營業稅、

增值稅等等，有的地方一些企業總稅負會達到45%，甚至60%。與2006年我國財政收入21%的高增長相比，GDP10.7%和國民收入不到10%的增長遠遠落后。因為消費水平與收入水平直接相關，所以目前我國這樣一個經濟結構對于消費水平有著制約作用。因此稅率調整，不僅是解決內外資企業公平待遇問題，也是在對我國的經濟結構進行調整。

　　“稅收降一點，居民收入高一些，可以促進消費，拉動內需。而把錢先收到國家財政，再通過財政去補貼、投資，效率就降低了。”張海魚說。

　　“我國當前還要考慮引進的外資資本結構問題。”張海魚告訴記者，二十年前我國缺少資本，引進外資、增加資本總量是我們的主要任務，經濟特區和開發區就多是靠不同的稅收結構來吸引外資的。而當前全球資本過剩，今年我國已經出現了1700多億的貿易順差，此時我們需要對資本結構進行調整，著重引進高質量的、

能源消耗少的、對環境危害小的和對我國管理有示范作用的企業，因此稅收優惠政策的指向正是對資本結構選擇的結果。

　　稅負增加對外企影響不大

　　政策透明穩定才是關鍵

　　外資企業實際稅率的提升是否會降低外資投資熱情，是新稅法草案出臺后社會各界關注的熱點。

　　“我們不能純粹從數字上看稅負增加了，就開始替外資擔心。其實很多時候我們的擔心都是多余的。按我們的理解，覺得自己是給了外資優惠的。其實很多外企自身根本享受不到這一優惠帶來的利益。這是因為我國與許多國家簽訂的稅收協定中并不包括稅收饒讓條款，所以外企在我國優惠的部分還是要補給他們本國政府的。所以我們給出的優惠最終只是為外國政府財政做了貢獻。”孫鋼說，他在調研中接觸到的一些外企財務負責人只希望我國稅收一視同仁。因為他們認為自身在技術、管理等方面是有優勢的。同時應該看到，我國新稅法草案轉向了對高技術、節能、環保等產業的優惠，外資企業因為起點比較高，即使處于同一個產業，外企本身也還是更容易享受到新優惠政策。

　　“其實很多經濟特區以外的外資企業，在五年期優惠期過去之后，早已經在按照30%多的稅率納稅了，現在統一調整到25%，對他們講也是減稅。”孫鋼補充。

　　調查中記者發現，外資企業對于此次已有預期的稅率變動并沒有太大反映，最害怕的其實是政策的不透明和不穩定。

　　“一些地方政府制定政策沒有明確的依據和準則，朝令夕改、變化無常，這對經濟的損害是非常大的。”張海魚說他們曾經與

哈佛大學相關專業聯合做過研究，發現政策的不透明對外商投資效率的損害高達200%。他了解的多位外資企業的負責人也都表示過，在哪里投資都是要交稅的，所以只要公平即可。他們最看重的其實是政府政策的透明性、穩定性以及政府效率，同時對當地人力資本以及市場環境的考量也要高于稅率的權重。

　　今后區域優惠或將更傾向中西部

　　稅收優惠政策由“區域優惠”轉向“產業優惠”，對于享受了國家多年政策傾斜的經濟特區和上海浦東新區經濟是否會產生沖擊？五年的過渡期過后，“經濟特區”又會面對怎樣的政策環境？

　　對此，張海魚表示，深圳、上海等地的經濟總體發展水平和質量都比中部、西部地區要高得多，所以他們更不能依靠稅率優勢，應該靠自身的環境、人才和政府效率等吸引外資。

　　“如果深圳特區和上海浦東新區現在仍要靠稅收優惠來維系發展，那么其多年的經濟發展就太脆弱了。更何況他們還有5年過渡期。”張海魚說，在他看來，提高外資稅率反倒是對中西部經濟比較落后的地區影響更大一些，因為這些地區正處于經濟發展、起飛階段，仍然需要外資支持。

　　“但是即使對于這些欠發達地區，吸引外資的關鍵仍不在于稅率，而是在于政府政策的透明性、穩定性和政府效率。”張海魚強調。

　　雖然草案沒有顯示對經濟特區下一步的政策，但國家并沒有取消“經濟特區”。

　　孫鋼告訴記者，“區域優惠為輔”也是新稅法草案優惠政策中不可忽略的一點。預計在法案獲得通過后，制定的施行細則中應該會明確未來國家對東部沿海等開放城市的具體政策。

　　“我想過渡期過后，區域優惠更有可能是傾向于中西部的。”孫鋼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