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稅制改革想到政府的公共服務

　　兩會觀察 謝寶康

　　由于今年“兩會”的重要議題之一是審議企業所得稅法，使得稅收話題再次成為公眾議論的熱點。之所以說是再次，是因為就在不久前，舉國上下曾經為個人所得稅法的修訂而熱議過。

　　就有關問題，跟一位在會計師事務所工作的朋友聊天，她似乎不怎么興奮：“現在的企業老板其實并不太關注‘兩稅合一’。由33%變為25%，降低稅率當然好，但他們考慮更多的是怎么避稅，而不是稅率。”

　　為什么許多代表委員呼吁已久、終于解決了外資的超國民待遇的問題，政府為這部法律的出臺還慎之又慎，在企業界的反應竟是這樣一個局面？

　　朋友沒有細說具體的偷稅、避稅方法，但從目前正在討論的新企業所得稅法的內容，我們也許可以找到一些佐證。新法專門以第八章“特別納稅調整”規定稅務機關對各種避稅行為而進行特定納稅事項所作的調整，包括針對納稅人轉讓定價、資本弱化、避稅港避稅及其他情況都做了特別規定。由此，我們不難看出，企業主偷稅、避稅已是一個公開的秘密。

　　盡管新稅法對此專門做出特別規定，我們也不難想像“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古諺。也許，這個新規定只是為辦合理避稅學習班的家伙提供新的掙錢機會而已。別說聰明無比的中國人，即使美國那樣完備、嚴格的稅法條件下，人們也是盡可能地合理避稅。如果說，守法的美國人想辦法避稅，是因為“守法成本”太高的話（據說聯邦國稅局每年印制各種表格和填表說明，要砍掉30萬棵大樹；每個人要完整填寫

　　這要分兩個層面來看。一方面，我們可以說，目前的中國，企業和個人納稅意識不高；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忽略納稅人的感受。

　　納稅從某種意義上說是納稅人與國家簽了一份合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不僅是個口號，也是這份合約的基本原則，因為稅收的基本作用是國民財富的再分配，除了維持國家機器和政府的運轉之外，還應促進社會的公平、公正。正如交易雙方在簽約之前會判斷這個交易是否對自己有利一樣，納稅人在納稅之前，也會首先想到，繳稅值不值。怎么判斷呢？個人和企業主都會想，在過去的一年里，自己從政府那里得到了什么？自己享有了政府提供的哪些公共服務，獲得了哪些收益？他會在自己的納稅額和收益之間做一個比較，如果答案是不對等的，那么想盡一切辦法不繳或少繳稅，自然會成為他的本能選擇。

　　這種逃稅、避稅行為，不能簡單地歸結為納稅人的自私和法律意識淡薄，要讓國民人人守法、企業公民照章納稅，前提有兩個，一是納稅人覺得納稅的收益大于付出，二是違法的成本高。

　　聯想到去年討論個人所得稅起征點的公平性問題，再看看上述企業主的偷稅避稅行為，其實我們不能一味地怪罪他們。一方面，他們看到較多的是政府“取之于民”，卻較少感覺到政府如何“用之于民”，更不用說，有的地方政府官員和行業管理部門想方設法從企業那里揩油、斂財。另一方面，那些權貴階層偷稅逃稅的違法行為并沒有得到應有的法律制裁，給整個社會帶來的印象是誰守法誰吃虧。在這種情況下，誰還愿意老老實實地照章納稅呢？

　　所以，問題的關鍵還在于，政府要為國民個人提供安全感、幸福感，為企業經營環境提供更加高效的公共服務、完善的法律和制度環境以及其他基礎設施。從這個意義上說，只有讓每一個國民和企業公民都能切身體會到政府是真正地“用之于民”了，才能讓納稅人覺得“取之于民”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也才會有照章納稅的自覺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