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耕身

　　兩會以來，網上政治伴隨著網民參政議政熱情于全球驟然升溫。以央視中文國際頻道開通的“我有問題問總理”網絡互動欄目為例，到3月3日，已吸引12萬中國網民競相提問。據3月7日《國際先驅導報》報道，對如此海量的問題，ＣＣＴＶ4主持人魯健表示，這12萬條信息不可能都上去直接問總理。“我有問題問總理”與其說是問總理，不如說是問總理領導的政府，“國務院各大部委的官員都應是我們發問的對象”。

　　問總理即是問政府，即是問國務院各大部委，這應是一個現代政府觀念下應有的常識與判斷。這不僅因為，一方面，誠如魯健所說，所有匯聚并井噴于兩會期間的民聲民情，不可能都直接上呈總理，即便能悉數上呈，以總理日理萬機之身，顯然未必能夠分身處理或過問。另一方面，正因為總理不可能以一人之力，擔盡天下之憂，所以在現代政府架構中，設置了嚴密的組織形態，這些政府各部理應各司其職，至于為民眾釋疑解惑，回應民眾關心的問題，無疑是其基本職能所在。

　　但即便是“問總理即是問政府”這樣一個常識性判斷，在今天仍具有勘誤或糾偏的普及意義。這里面固然有中國民眾某種習以慣之的“總理情結”及情感訴求，以至在很多情況下，這種對于個人魅力的信奉遮蔽了一個組織系統的作用。這樣的一種社會心理，也使得“問總理即是問政府”有時并不必然成為一個等式。而除此之外，我們也不必諱言的是，這種情形的出現也的確與政府各部在履職方面欠缺主動，乃至存在消極作為的現象有莫大干系，也更與在我們的體制中，“官”“民”在對話溝通機制方面存在某種程度的缺乏有關。

　　顯然，在消除民眾的“總理情結”，以及還原“問總理即是問政府”的本義方面，政府各部本身的履職情況無疑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如果政府各部履職情況良好，總理不必承受如此之巨的民生發問，換言之，如果某些政府部門依然故我，消極作為，總理個人也無法承受如此之巨的民生發問。事實昭然：因黑龍江省雞西市政府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溫家寶總理在2004年曾經三次批示，才得以解決。甚至在一些問題上，還出現了“總理批示無濟于事”的現象，令人震驚。

　　問總理即是問政府，政府及各部門都應接受公眾的發問，這實在是一個需要大力普及并努力貫徹的觀念。而要做到這一點，需要做出調適的不僅僅是觀念，更需要改變政府的工作思路與作風，即真正建立透明政府與責任政府，確切保障民眾的知情權、決策參與權等等，同時，更應有法律法規的保障，即通過權責對等的方式，督促政府及其官員必須對民眾負責。

　　“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這固然是總理的一片愛國憂民之心，但更應體現為政府各級部門上下一貫的意志與行動。只有上下一體，達成共識，社會才能形成“問總理即是問政府”這樣一種健康的心理，而我們正面對的一系列民生難題也才有可能得以解決，社會公平公正才有可能得以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