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上學難、上學貴”、“學習累、學校亂”的呼聲已經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歷年“兩會”期間，教育改革都是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議論的熱點問題之一，但如何進一步深化教育體制改革，有效解決目前存在的諸多問題，依然處于摸著石頭過河的探索階段。

　　■本報記者徐偉

　　今年春節，北京林業大學的大二學生王靜是在勤工助學的崗位上度過的。學校放寒假前夕，她在北京中關村一家書店找到一份臨時工作，來自安徽宿州的王靜已經連續兩年沒回家過年了：“學費還攢不夠，哪有錢回家過年？”記者了解到，和她在一起工作的其他大學生們，也都是因為要積攢學費和生活費而放棄回家過年的。“上學難，上學累”成了當今中國學生的共同感受。

　　上學累：素質教育難敵應試教育

　　家住北京市知春路的馬璐瑤今年夏天面臨小學升初中，為了能上重點學校的實驗班，從學校放寒假時起，她就開始上奧數寒假班，“大年二十九才放假，初四又開始上課了。全家最累的就是她。”馬璐瑤的媽媽席女士在知春路一所

寫字樓門口等著接孩子放學時告訴記者，奧數班里還有馬璐瑤的幾個同班同學。“我們學校六年級的很多學生寒假在外面上培訓班”。馬璐瑤平時周末一直在學奧數、英語和小提琴，去年通過了公共英語二級考試。席女士抱怨，現在北京的小學都開展素質教育，低年級每天不留家庭作業，高年級留的作業孩子一會兒就寫完了。這樣怎么能考上好中學，考不上好中學就別想上大學了。沒辦法家長只好每天給孩子加碼，布置做點兒卷子，雙休日再帶孩子上課外班補習。“該學校做的事兒都推到家長身上了”。

　　眾所周知，中國的教育模式一直以高考為指揮棒，每年數千萬學子都要經過高考“一考定終身”，孩子們從幼兒園開始就向高考沖刺，家長也為了孩子將來能“一躍龍門”而無怨無悔地奉陪“十年寒窗”之苦。盡管大家一再承認應試教育的弊端，但在實際運作中，誰也不敢放松對升學考試的追求。在應試教育的主導思想指引下，分數不僅是學生的命根，也成了學校的命根。學校、教師、家長、學生都把考分作為衡量教學質量的惟一“量化指標”。學生們變得心胸狹窄，生怕別人超過自己。教師們的中心工作成了猜題，甚至走后門挖題，能否學到知識已不再重要，教書育人更被遺忘。因為老師和學生都知道，高考一考定終身�熒喜涣撕脤W校可能找不到好工作，找不到好工作，意味著人生的質量會大打折扣。在這種思想指導下，誰還會買素質教育的賬？所以就出現了學校減負、家長增壓的普遍現象。現在全國各地許多小學生都和北京的馬璐瑤一樣，雙休日參加各種培訓班，比上學的５天還忙。不僅小學生上學很累，連幼兒園的孩子都很累。北京市北清路一個高檔小區的７個小朋友每天六點十五分都要乘坐一個私立雙語幼兒園的班車去上幼兒園，四歲小男孩健鍵的爸爸告訴記者，小區也有一家幼兒園，但是學的知識少，所以才讓健鍵舍近求遠，上了高價的幼兒園，“前年我鄰居的小孩該上小學了竟然沒考上，對我震動比較大，我才下決心讓健鍵到外面學點東西。辛苦是有一點兒，但是不能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上學累已經從高中擴散到初中、小學，甚至幼兒園也受到了影響，許多家長雖然心疼孩子，但也無奈地被綁架到應試教育的車輪上日夜奔忙。

　　教育改革目的之一是推進素質教育，但是素質教育在高考指揮棒下難免陷入困境。教育的評價體系和考試體系不改變，注定素質教育不可能成功。結果只能是素質教育叫好不叫座，應試教育越來越瘋狂。

　　上學難：教育公平何日夢想成真

　　我國教育體制改革的目的是使教育更加公平，使全民享有受教育的權利，以此提高國民素質。但現在的改革難以有效承載這個重任：地區和城鄉教育不平衡；優質教育資源相比教育需求嚴重不足。

　　總體上看，現階段我國有限的優質教育資源壟斷在少數重點學校和城市學校手中，而學生人數最多的農村學校教育資源相對貧乏，農村輟學現象十分嚴重。安徽宿州王靜的弟弟小學畢業后沒有考上鄉里的重點學校，王靜的父母認為上個普通鄉村中學考不上大學，反倒耽誤工夫，于是王靜的弟弟就輟學了。王靜說他們村里不上學的孩子幾乎每家都有，只要考不上重點中學，差不多都回家了。老師也經常上家里找，但是沒什么效果。村民們認為上重點中學才有希望上大學，上普通學校還不如回家干活。

　　教育公平是實現社會公平的起點，雖然共識已經形成，但如何平衡城鄉教育水平，如何調配重點學校和基礎薄弱學校的教育資源，卻非常棘手：在農村尤其是偏遠山區，基礎教育一直是道難題，這些地區經濟落后導致教育投入長期不足，進一步造成師資力量薄弱等問題，直接阻礙了教育的持續發展，非國家出手難以化解困局。與農村教育難以為繼相比，城市教育面臨的擇校問題更難解決，日漸高漲的擇校費已經令許多城市工薪家庭難以承受，更嚴重的是優質教育資源的緊缺使每年的升學大戰日益瘋狂，就連九年義務教育階段的小升初也不能幸免。重點學校被踏破門檻，基礎薄弱校卻無人問津。重點學校的普通班成了學校和強勢部門共建的地盤，許多弱勢群體拿錢也把孩子送不進去。而目前教育部門對解決擇校問題似乎尚無良策。

　　“良好的教育資源不足，與人民群眾對良好教育資源強烈的需求這個矛盾日益突出，這是很現實的問題。”教育部新聞發言人王旭明表示這個問題還將是我國教育不得不面臨的一個長期矛盾。

　　上學亂：教育管理迷失了方向？

　　在大環境沒得到改革的前提下，教育體制改革舉步維艱。一些地方教育部門“甩包袱”、“搞創收”，將公辦學校當成經濟發展的包袱，強行對教育產權進行“改制”或“置換”，政府部門不再承擔財政投入的責任和義務。沒有了政府財政撥款的工資和醫療保障，教師隊伍人心渙散，教學質量下降。這樣的教育改革，實際上迫使學校走上了創收的道路。

　　教育部門“搞創收”的主要結果，就是許多“一校兩制”和“校中校”大量涌現。所謂一校兩制，就是公辦的重點中小學（也就是“名校”）采取成立一家民辦學校的手段實現收高價學費的目的，兩個學校其實就是“兩塊牌子、一套教師、一套學生”，甚至“一個場地”，一個學校的學生分成平價生和高價生兩種身份。高等教育中的“校中校”就是獨立學院，這是介于公辦和民辦之間、收取高額學費的二級學院。

　　利益集團在取得教育部門的辦學許可后，把創辦學校等同于辦企業，以盈利為目標，完全忽視教育的特殊性。由于監管缺位，有關“一校兩制”和“校中校”腐敗事件頻頻曝光，引起多方指責。江蘇等一些地方去年已經開始著手取消“一校兩制”和“校中校”。更多地方的“一校兩制”和“校中校”何去何從依然前途不明。

　　和學生隊伍管理的復雜程度相比，教師隊伍的復雜性絲毫不弱。盡管在某些地方已開展了“持證上崗、公開競聘、浮動工資”等一系列教育改革，但沒有制度約束，許多都變了味。教師資格證考核只不過是走走過場；公開競聘演化為競爭關系、競爭錢財；浮動工資成了打折工資。江蘇新沂的中學老師陳建新說去年每月他的工資只拿到７０％，這是國家規定的工資標準部分，余下的３０％工資屬于應該地方負擔的浮動工資卻一分也沒有。據陳建新介紹，在蘇北大部分地區，教師的工資都和他一樣，只可領到國標工資，浮動部分沒有到位。在這樣的工作生活環境下，教師哪里還有心思教書育人？

　　上學貴：教育收費何時回歸理性

　　中國農業大學的孫剛野來自青海同仁，他家里種糧的收入除了吃飯，其余都花費在３個孩子的上學方面，自從他前年考上大學，開銷陡然增大，近兩年父親每年都要借錢供他。孫剛野說他們村里誰家有學生誰家負擔沉重，“以前村里有考上大學的人家都是歡天喜地，現在考上大學的人家愁著呢。上大學的學費、資料費、生活費，一年下來一萬多元，我們那里農村很少有年收入超過一萬元的。”孫剛野一邊吃著盒飯，一邊不好意思地介紹家里的窘境。和王靜一樣，孫剛野寒假放棄回家，在北京一所英語培訓學校做教室管理員。

　　我國從１９８９年開始實行大學收費制度，但并無具體的收費核算和成本分攤制度，這就意味著一些大學有可能依靠合法收費創收。據有關部門測算，從１９８９年至今，大學學費的漲幅十倍于居民收入的增長。調查顯示，教育花費成為城鄉居民致貧的首要原因。教育花費占農村家庭收入的比重達到３２．６％，占城市和小城鎮家庭收入的比重分別達到２５．９％和２３．３％。除了高昂的學費，學生還要面對各種名目的亂收費。從學前教育到小學、中學都以各種名目打政策擦邊球，更有甚者利用對教育資源的壟斷迫使學生“自愿”交納各種各樣的費用。江蘇南京市的普通

幼兒教育和學前教育費用一年達５千元，一些高檔幼兒園入園贊助費就達３萬元。

家庭教育高消費已經延伸到了幼兒園。據測算，培養一個孩子從幼兒園到大學畢業至少需要十幾萬元，幾乎是一名工薪族一輩子的收入總和。小學和中學的“贊助費”、“擇校費”也讓不少家長既頭疼又無奈，目前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小學“贊助費”已經上萬元，初高中擇校費在３萬元—１０萬元之間。雖然國家明確規定義務教育階段不準招收擇校生，但事實上一直以贊助費、捐資助學的名義變相存在，這已經成為一個眾所周知的潛規則。由于捐資助學符合教育法的規定，有關部門對這種打擦邊球行為也無法查處。

　　好學校良性循環，差學校惡性循環，造成近幾年全國各地學校中貧富分化，好學校蓋校門、蓋大樓、教師出國旅游，差學校愁生源、愁師資、愁經費，甚至難以為繼，北京市近兩年有這樣一種現象，一些基礎薄弱校辦不下去，被收編為重點學校的分校后馬上財源興隆。

　　雖然每年有關部門都要專門下發通知，強調學校收費標準不得提高，但已經嘗到收費甜頭的各級學校很難主動回頭。近年來，教育亂收費一直位居價格舉報之首。僅去年上半年，全國價格主管部門查處教育亂收費案件５２３１件。各級教育部門三令五申禁止亂收費，并大力推行“一費制”，以斬斷濫收費的黑手，但實際上收效甚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