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點評論■王南

　　中國經濟時報輿論調查中心和騰訊網聯合舉行的民意調查顯示，“權力缺乏監督，腐敗猖獗”是中國建設和諧社會的最大障礙。同時進行的“兩會焦點”調查也表明，“反腐敗”是代表、委員最應該關注的頭號問題。在人們對現實問題的這種深切感受之中，不僅蘊藏著歷經千年不絕如縷的沉重回響，也寄托了開啟未來之門、建立現代文明的殷切期盼。

　　中國雖有孟子“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古訓，但小農經濟落后分散的生產方式，由上到下金字塔式龐大的官僚統治，決定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必然結局。即便是所謂的圣主明君，也難以改變苛政猛于虎、奸吏滑似油的現實。而改朝換代，不過是城頭變換大王旗，對生活在最底層的蕓蕓眾生來說，“谷賤傷農，谷貴餓農”，“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幾千年歷史就是這種絕望的循環往復。孫中山先生接受西方近代文明的理念，提出“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但在中國汪洋大海的小農經濟之中，軟弱的資產階級既無法主宰自身的命運，更無法改變中國的命運，最終留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的遺憾。東方雄獅起來伸了個懶腰，又倒下酣睡了。中國最終與發軔于歐洲，潮水一樣涌向世界各個角落的近現代文明失之交臂。

　　直到1949年新中國建立，大地才像陶輪一樣翻轉了過來，人民民主真正有了現實的可能。但蘇聯僵化體制的弊端很快顯現出來：公有制在很大程度上是國有制，國有制又在很大程度上演變為權力所有制；計劃經濟在很大程度上是長官意志，長官意志又在很大程度上是個人意志。盡管自信找到了跳出“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怪圈的法寶，找到了克服私有制和大生產矛盾的秘訣。但結果是運行30年之后猛然發現，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人民飽嘗官僚主義折磨，成為特權之外普遍貧窮的犧牲品。

　　鄧小平改革開放揭開了“中國奇跡”的第一華章。開放就是新形勢下“開眼看世界”，打開國門，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管理體制、思想觀念；改革就是改變傳統單一的所有制形式，改革計劃經濟效率低下的弊端，更多地讓市場配置資源，實行按勞分配為主、多種形式結合的分配方式，調動人民群眾的生產意愿。農村的“聯產承包責任制”和鄉鎮企業，城市里的企業行業改革改制，外商投資企業以及國際貿易，還有中央和地方政府管理經濟方式的轉變，極大地解放了生產力：從1978年到2006年，

中國經濟年均增長速度達到9．6％，是同期發展中國家速度的兩倍，發達國家的三倍。綜合國力明顯增強，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也與改革開放之前不可同日而語。

　　但是，歷史并沒有終結。非公經濟雖然已占中國經濟半壁江山，但就技術和管理而言，要承擔參與國際競爭的重任尚須千錘百煉；國企改革舉步維艱，國有經濟的戰略調整序幕剛剛拉開，壟斷行業的低效率、劣質服務、霸王作風，使消費者深受其害；中國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有50多個國家承認了中國市場經濟地位，但真正的市場經濟體制并未完全確立，計劃經濟的思維方式和管理辦法時有回潮；至于建立比較公平的分配機制和社會保障機制，讓更多的普通民眾享受到增長和繁榮的成果，讓孩子們上得起學，家里有病人了能得到及時治療等等，則更是剛剛破題，改革的任務還像山一樣橫亙在人們面前。

　　以人為本與

和諧社會互為表里，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關系。人的根本是人自身，即來自人，通過人，并為了人。它既是目的，又是手段。既是對現實中官本位、政府主導、利益特殊集團化的矯正，又是對歷史上傳統政治智慧的提煉和升華，預示著未來人類社會從官到民的嶄新政治文明：通過國有經濟戰略調整，財產更多地從邊界模糊的國有變成清晰可見的民有；限制政府權力在法治框架以內，由自上而下發號施令轉變為有限政府、責任政府；增長成果的分享由特殊階層逐步拓展到社會全體。只有當人真正成為主角之后，社會的和諧才是公平公正的，才能夠持久。

　　而當務之急是反腐敗。如果不把反腐敗從理念落實到制度層面上，壓縮“尋租”空間，消除腐敗賴以滋生的溫床，社會分化嚴重、矛盾激化加劇的勢頭就不能從根本上得到遏制，和諧社會、以人為本也只能是一個理想。這是嚴峻的考驗：中華民族只有像傳說中的不死之鳥，不停地在火葬的柴堆上焚燒自己，才能于劫灰余燼之中誕生新鮮活潑的生命！

　　太陽每天都是新的。但是沒有歷史的民族，在時間中得不到拯救。未來不取決于河東河西的輪回和宿命，而是取決于今天人們對問題的識見、勇氣和作為。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站到了一個偉大時代的門檻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