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華辦公樓工程接二連三，請客送禮愈演愈烈……此類奢靡之風在2007年年初被冠以一個新名詞：“中國式奢侈”。席卷其中的消費主力，不僅有一夜暴富的有錢人，更有一些熱衷“面子經濟”的地方政府領導。參加2007年兩會的代表、委員們認為，這類奢侈不僅揮霍了大量社會財富，而且帶壞了社會風氣，成為滋生腐敗的溫床。

　　“中國式奢侈”其實是一個相當荒謬的詞匯。盡管中國經濟已持續20多年高速增長，但遠不是一個經濟強國。

　　顯然，正如

人大代表所指出的，“中國式奢侈”的危害不僅在于浪費掉多少金錢、多少資源及多少人力，更在于鼓噪了不和諧的超前消費風，破壞了勤儉節約的良好風俗，背離了艱苦奮斗的傳統美德。而且，對于前者，沉溺于紙醉金迷的生活，必然難逃其興也勃其亡也忽的定律，對于后者，不僅讓老百姓怨聲載道，還必然阻礙地方經濟的發展。

　　“中國式奢侈”的產生，一是我們的“財富新貴”，在財富急速增加以后，不知道怎樣過一種有格調的生活，更不懂得“得諸社會還諸社會”的道理，以為窮奢極侈擺譜顯闊才是富人的生活，于是，出手闊綽，一擲千金，以擺排場摜派頭為榮，折射出的正是新富們境界的低俗。二是出于“面子”心態和“政績”觀念，排場闊氣成為官場通則，而監督制約機制的缺位，使如此揮霍民脂民膏的敗家子行為，即使在貧困地區，也屢見不鮮。

　　“中國式奢侈”的實質，說到底是社會責任感的缺失，其實，于富人，財富首先屬于社會，譬如香港首富李嘉誠，自改革開放以來，已捐出及承諾之款項已達77億港元之巨，而他自己則一如既往地過著儉樸的生活，一只舊的公文包，一用就是幾十年。于執政者，每一分錢，都沒有為自己亂花的權利，而只有用于老百姓的義務，因此，如領導干部的楷模孔繁森，在西藏工作近十年，幾乎沒有給家里寄過錢，省下的工資大部分花在藏族群眾身上。他不幸殉職后，留下的僅有的錢款只有八元六角。

　　因此，抵制“中國式奢侈”，對于揮霍公款的“中國式奢侈”，背后往往隱藏著腐敗，必須嚴肅查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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