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首席記者 章敬平 宿遷報道

　　“您稍等，我先和幾個學生家長說幾句話。”

　　2007年2月27日晚9時許，電話那頭的張恕生還在接待送子女遠道而來的家長。

　　張恕生，江蘇省宿遷市泗陽縣致遠中學的董事長，一所創辦不過5年就紅紅火火的民辦學校的投資人。新學期伊始，盼望將子女轉學到志遠中學的幾個宿遷市以外的家長，就急匆匆慕名而來。

　　張恕生的境遇，在教育專家看來是幸運的。剛剛流逝的一年，是中國民辦學校的“災年”，一批民辦學校在中央政府注重公平的教育政策下，在地方政府對欠發達地區義務教育高額投入的宏觀背景中，“集體”發出“冬天來臨”的哀鳴。

　　張恕生投資的致遠中學的繁盛，并非惟一。宿遷市教育局局長孫其松對本報記者稱，宿遷民辦教育沒有出現大蕭條的景象，總體而言，宿遷的民辦教育情勢，還是欣欣向榮的，沒有受到大環境的沖擊。

　　零地價：政府造出的“溫室”

　　如果說宿遷民辦教育猶如冬天里的“溫室”，那么宿遷市府就是“溫室”的制造者。

　　“如果把我們學校搬遷到別的省別的市，我們或許早就倒閉了。”致遠中學校長單士寶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感慨。去年，著名的南洋集團宣布關閉，其創辦人將其倒閉的原委歸結為地方政府和教育政策的不公。

　　單士寶說，宿遷以外的不少民辦學校，之所以遭遇“冬天”，部分原因在于他們投資建校的成本殊大，校舍要投入，師資要投入，征地要投入。相比之下，宿遷投資民辦學校的成本，要小得多。

　　譬如地價，幾乎是零。

　　本報記者第一次去宿遷市采訪，就在宿遷教育局的建議下，觀摩了致遠中學。遠遠看去，偌大的校園，綠化帶花團錦簇，H形教學樓、行政樓、科技樓，連著學生公寓和多功能餐廳，錯落有致，極富現代氣息。走進校園，交互式多媒體教學網、電腦網絡中心、實驗中心、多媒體教室，乃至藝術活動中心、

乒乓球館、籃排球場、400米標準跑道塑膠運動場，一應俱全。怎么看，都和宿遷市泗陽縣的區域經濟形象難以吻合。

　　詢問得知，致遠中學占地224畝，總建筑面積多達49000平方米。

　　宿遷，在江蘇省副省長、前宿遷市委書記仇和眼中，是江蘇經濟的“第四極”，革命老區，經濟貧窮，教育落后，是宿遷這張“名片”背后的故事。

　　泗陽，是宿遷三縣二區中排名較為靠后的縣。

　　緣于此，校名前有著“宿遷市泗陽縣”這個地點狀語的致遠中學的“豪放氣派”，才讓包括本報記者在內的外地人，一眼就看出了驚訝，盡管這樣的規模和硬件，在京滬廣深等地并不惹眼。

　　在泗陽這片土地上，參觀這樣一所全縣罕見的“豪華建筑”，猜測它的投資人如何富有，是不知情者的習慣性思維。事實證明，習慣性思維在致遠中學投資人的財富真相面前又一次暴露出它的不可靠。

　　張恕生說，他有些錢，但不是大富豪。今年41歲的張，曾做過若干年小學教師，而后“下海”做起“二渠道”圖書經銷商。賺了些錢，在2002年仇和主政宿遷，厲行教育體制改革，大干快上民辦教育的時候，教育情愫滿懷的他，趕了一回泗陽的民辦教育“潮”。

　　致遠中學最初的創辦人并非張恕生，而是單士寶。單是泗陽中學的團委書記，在宿遷市府號召大辦民辦學校的“歷史機遇”中，不安分的他，與38個同事，集體離開泗陽中學，租借了幾間民房，憑借著他們在縣城學生、家長、教師心目中的“名師”形象，創辦民辦學校：致遠中學。

　　滾雪球似的投入，很快讓他們東挪西借的資金，變得捉襟見肘。他們迫切希望獲得資金上的支持。

　　這時候，張恕生出現了。

　　張敢于趕潮，的確因為他遠比單士寶們有錢，但這還不是關鍵。關鍵在于宿遷地方政府的民辦教育政策寬松。單士寶說，仇和主政宿遷期間，有一年來致遠中學13次，每去一次，政府支持他們的力度就再上一個臺階。土地相當于“零地價”劃拔，極大地降低了他們的辦學成本。劃拔土地的效率，也是宿遷之外的城市望塵莫及的。

　　2003年，致遠中學在現有校區南邊的土地上開始施工，縣政府專門為他們留出北邊的108畝土地，供他們日后使用。預留的價格是每畝5萬元，而當時土地拍賣的起拍價是每畝26萬元。

　　2005年，致遠中學開始使用北邊土地的時候，土地拍賣的起拍價已經是每畝40萬元，而他們支付給政府的土地劃撥價值還是每畝5萬元。

　　“實質上是零地價劃撥，那每畝5萬元，僅僅相當于劃撥農民土地必須支付的青苗費等費用，政府財政并沒有從中獲利多少。”單士寶說。

　　宿遷市委宣傳部外宣辦主任馬志春說，致遠中學享受了不是獨一無二的“小灶”，而是宿遷市民辦學校人人均等享用的“饕餮盛宴”。

　　均等補貼：“嫡系”與“旁支”一律平等

　　“現在，我們去年免除的8000余名初中生的學雜費、課本費，總計120多萬,已陸續從政府手中獲得全額補償。”張恕生說,“即將開始的新學期，我們依舊要免除8000余名初中生的學雜費和課本費，政府財政依舊會補貼給我們。”

　　2006年秋季，新學期開學前夕，江蘇宣布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全部免收學雜費。免費對象為在各縣及省轄市市區范圍內農村鄉鎮義務教育階段學校就讀的學生。在經縣以上教育行政部門批準的民辦學校就讀的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也享受相應待遇。省府文件特別強調，民辦學校要在現有實際收費水平基礎上，按公辦學校免收學雜費的標準減收學生學費，不得擅自提高收費標準，不得以任何形式增加學生經濟負擔。

　　宿遷教育局長孫其松說，去年半年時間內，宿遷免除學雜費9400萬元，除了部分縣城民辦學校，大多數民辦學校免除了學雜費。孫表示，2007年，所有的民辦學校全部免收義務教育階段的學雜費。

　　致遠中學屬于免除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學雜費的“大部分學校”中的一分子。致遠中學初中階段8000余名學生，每人免交學雜費免交課本費150元。張恕生說：“120萬元，對我們是個大數目，致遠中學不像北京上海那些大城市的貴族學校，有巨額的投資。”

　　張恕生擔心，政府宣布的利好政策，會讓他們自己買單。他說：“民辦學校按照政策減免費用，得不到政府補償的事情，在外省市，屢見不鮮。”

　　張的擔心，很快被證明是多余的。宿遷市政府規定，依官方政策免收的費用，一律由政府財政返還。

　　孫其松說，平等地對待民辦學校，給民辦學校以生存空間，是宿遷教育體制改革一以貫之的政策導向。前宿遷市委書記仇和頒行新政之初，就喊出 “像發展公辦教育一樣發展民辦教育”的口號，給舊眼光中的“嫡系”———公辦學校和“旁支”——— 民辦學校以平等的政治經濟地位。

　　多次調研過宿遷教改的新華社記者包永輝說，在中國，教育迄今為止仍保持著高度行政管制的色彩。盡管《民辦教育促進法》及其《實施條例》相繼出臺，但真正能夠打破公辦教育“一曲高歌”局面的并不多。與之相反，許多地方的民辦教育由于受到招生政策等種種歧視，正處于全面萎縮之中，而宿遷卻是一個例外，可謂風景這邊獨好。究其原委，無外乎公平對待，不搞歧視。

　　為使羸弱的民辦教育從小到大、從少到多、從弱到強茁壯成長，5年之前的宿遷，在仇和雷厲風行的施政風格下，相繼出臺《關于鼓勵社會力量興辦教育事業的意見》、《宿遷市進一步加快民辦教育發展的補充規定》等一長串紅頭文件，中心思想就是三“同”四“平”：同等對待、同樣管理、同步發展民辦教育，讓民辦學校享有平等辦學、平等競爭、平等招生、平等待遇。在土地使用、規費減免、養老保險、職稱評定等方面和公辦學校同等對待；在教育教學、督導評價等方面和公辦學校同樣管理；在發展上與公辦教育統一規劃，同步發展。建立民辦學校投資風險基金，引導金融機構給予民辦學校貸款支持，對依法辦學且投入較大的民辦學校在貸款擔保上給予幫助。

　　21世紀教育發展研究院研究員柴純青認為，宿遷市鼓勵義務教育階段民辦學校的政策，值得全國關注。他特別提到了宿遷市按平等對待原則支持民辦教育的政府職能。他列舉了一年前宿遷 《進一步加快民辦教育發展的意見》中的一句話：“教育行政部門可以選派教師到義務教育階段的民辦學校支教。選派教師要本著本人自愿的原則，被選派到義務教育階段民辦學校支教的教師身份崗位不變，工資由民辦學校發放，時間為1至2年，期滿后可以回原單位，也可以留下來。”

　　該政策等于鼓勵公辦學校的教師戴著“保險繩”下民辦學校的“海”。

　　實際上，真的“下海”了，教師也沒有太大的壓力。中國很多省市的民辦教育最近幾年的艱難，是因為民辦學校的教師下海后就沒有 “國家干部”、“事業單位”的身份。

　　宿遷則規定，原有身份不變，檔案工資不變、職稱不變，教師可以在公辦學校和民辦學校之間自由流動。

　　“這個政策，在我們這樣的經濟欠發達地區，意義太大了。”單士寶說，“我們當初38個教師敢從泗陽中學這樣的省重點中學下海創辦致遠中學，與這個政策非常有關系。我們的家人也不會太反對。現在，泗陽中學有1/3的教師加盟了致遠中學，當然也有干一段時間后又回去的。”

　　幾無假民辦：給民辦學校公平的競爭環境

　　張恕生非常得意于他們的高考成就。盡管高考成績這類和“分數教育”瓜葛重重的指標，并非教育改革成果的惟一指標，但宿遷民間喜歡以此考察民辦教育事業的成就。去年高考，宿遷市三縣二區500余萬人口中，前五名中的第一、第二、第五名均來自致遠中學。第一名的高考總分，位列江蘇省第10名。“這是宿遷建市10周年以來，第一次沖擊高考成績的全省十強。過去我們宿遷高考狀元在全省最好也就是第七八十名。”

　　張恕生特別提到，由市委書記升遷為副省長去了南京的仇和，都記住了宿遷高考狀元的名字。

　　單士寶認為，致遠中學的成就，與宿遷限制“假民辦”息息相關。他所說的“假民辦”，泛指“名校辦民校”。所謂“名校辦民校”，就是由國家公辦學校出資、出師資、出場地、出工資、出牌子創辦所謂“民辦”學校。什么都沒變，惟一變化的是和民辦學校一樣的“高收費”。2000年之后，“名校辦民校”成為中國教育體制改革中一個不倫不類的熱點，部分省市將之作為至關重要的教育發展政策，寫進了紅頭文件。2006年，有全國政協委員在提案中指責“名校辦民校”，對真正的民辦學校不公平。“名校辦民校”的教師基本是國家發工資的，許多資源包括無形資產都是政府無償給予的，實際上是用國有的義務教育資源辦高收費學校，只要它的收費與真正的民辦學校相同或者略低，就會使真正的民辦學校無法生存。

　　力圖還民辦學校以公平競爭環境的宿遷市政府，一直注意避免假民辦對真民辦的沖擊。孫其松說，宿遷由公辦學校改制的“假民辦”也不是沒有，但他們是江蘇所有地市中最少的一個市，僅僅8所，且不是政府政策鼓勵的產物。當下，他們已將解決“名校辦民校”的報告，遞交給了江蘇省教育廳。

　　沒有公平的競爭環境，民辦學校就不可能做大做強，就會倒閉或者瀕臨倒閉。從2006年初，中國西部地區推行義務教育階段學雜費免除政策。這一政策將部分民辦學校推到倒閉的邊緣。據《中國教育2006藍皮書》稱，在銀川市，由于公辦學校全部免除學雜費，民辦中小學很多原有生源迅速轉移到公辦學校，致使招生大面積縮水。開學過后，還有很多家長到民辦學校要求退學。

　　此類現象尚未出現于宿遷。孫其松說，民辦教育有競爭，就會有優勝劣汰，沒什么大不了。但是，政府應該保證優勝劣汰的公平和正義，營造一個好的適合民辦學校生存的環境。當下，政府應該一邊加大投入義務教育，一邊給民辦教育以合理空間。宿遷財政不再按計劃給予撥款，而是設立教育發展基金，實行“以獎代投”政策，政府根據學校辦學質量和效益情況，給予辦學獎勵，激勵學校再發展、再提高。

　　孫說，宿遷教改，看起來壯大了民辦教育，實際上做大了教育的

蛋糕。宿遷教育，看現象，是一部分學校不如豬圈，看數字，是政府財政收入的“杯水”無法應對教育發展的 “車薪”。2000年，將近1/2的財政收入砸進了教育，宿遷教育經費投入達到歷史上空前的4.54億元。可是，教育水準比全省平均水平還是低了22個百分點。民間資金的投入，截止到2006年，累計達16億元，舉辦民辦中小學和幼兒園973所，在校生30萬人。宿遷教育水準由全省13個地市中的倒數第一名變為第九名，是蘇北5地市中的第一名。

　　四面民歌：

教育公平并未受損

　　孫其松說，宿遷教改起因在于窮，但政府沒有甩包袱，而是激發活力，改變教育死水一潭的局面。宿遷下轄的沭陽縣實驗中學，原是一所無人想讀的糟糕的公辦學校，直到該校所在的北京東路上，突然冒出民辦的潼陽中學、銀河雙語學校、南洋新民紀學校、北京路中學，“四面民歌”中，實驗中學反而有了發展的內在動力，通過一系列內部改革，成為擁有4000多名學生的省示范初中，可謂置之死地而后生。

　　孫說，宿遷教改增進了民辦教育的勢力，但并沒有增加民眾負擔。在非義務教育階段，挑起的教育市場的競爭，致使學校收費普遍下降，學前教育全市平均每人下降了100元。公辦高中收費標準，雖然按省里的有關要求，擇校費最高可以收取2.5萬元，但宿遷市規定任何一所高中學校都不得超過1.8萬元，而通過激烈的市場競爭，實際平均收費大約在5000元左右。民辦學校收取每位學生的三年培養費也平均在5000元左右，大大低于周邊和全省平均水平，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上學難、上學貴的問題。

　　宿遷教改，也沒有像人們想象的那樣，損害教育公平。在采訪中，記者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一方面是從統計數字看，教學質量明顯提高，另一方面是記者接觸到的許多縣處級干部，都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外地讀書。

　　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現象？

　　宿遷當地官員分析稱，這種現象的出現是市場激烈競爭的結果。過去，宿遷各縣的公辦教育 “一股獨大”，優秀教師全都集中于一兩所重點學校。隨著各學校對人才的爭奪，優秀教師逐漸分散，形成了強者不太強、弱者不太弱的局面。如果領導干部不愿意將孩子從宿遷城區送到泗陽致遠中學這樣的民辦學校，就可能感慨重點學校的教學質量不如以前突出而將子女送到外地讀書。

　　“這個現象的出現，未必是壞事。如果一個地方只有一兩所好的學校，那么受益面會很窄，往往是有權有錢者沾光。現在，優秀教師的分散，帶來了學校的均衡化發展，一些干部子女生源的流失，對于學校來說是個損失，但對普通人而言，他們的子女卻有了更多的機遇上好一些的學校。”原沭陽縣副縣長李龔平說，“此外，優秀教師的分散，也有利于整個教育水平的提高，因為優秀教師扎堆，每一個人也就是一個優秀教師，而如果他們分散到相對弱一點的學校，他們就有可能成為學校的學術帶頭人，其作用會更大。”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