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期間，廣州各景點的不文明現象比比皆是，令人觸目驚心。為此，有市民建議，廣州應該借鑒香港的經驗，立法重罰不文明行為人。同樣，在鄭州城隍廟舉辦的春節廟會上，游客的不文明行為也令節日喜慶和諧的氣氛大煞風景。

　　面對一些市民身上遲遲不能消除的不文明行為，有人倡議祭出所謂依法而治的寶典應在情理之中。但是，對于各類不文明行為或現象，僅靠立法重罰的法律手段，果真能夠令其自行收斂并“退市”嗎？

　　首先，市民身上的不文明行為花樣繁多，而且其新品種還在不斷地衍生，以至于很難一言以“列”之。所以即將出臺的法律，該如何限定這些不文明行為的具體界限，都是一個令立法者感到棘手的問題。之所以會出現如此亂象或難題，關鍵是因為當下許多不文明行為本屬于公德規范或調節的目標或范疇，而非法律重罰的對象或領域。故而若對那些不文明行為實施“霸王硬上弓”式的強行執法，同樣會令執法者在實際操作上變得無所適從，最終導致盡管投入執法成本多多卻收效寥寥的另類結局。

　　其次，所謂的重罰，也無非是搞些罰款了事，而法律不可能賦予執法者過大的權能，以限制那些不文明行為的責任主體的行動自由。要曉得，法律制裁是所有社會規范手段中的最后一個手段，其調整對象應是道德規范的底線目標。假若我們濫用法律手段來解決本屬道德調節的事項和問題，不僅實施后很難有任何的成效，還容易引發使問題愈發復雜化的意外后果。

　　從社會學的視角來看，各種規范手段應依層次而行，法律手段只是其中的一個底限手段而已。換言之，法律手段既不可能無所不在，更不可能無所不能，只有在適合法律出手的領域和空間，法律才有可能成為有效的調節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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