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近30年來的農村改革發展歷程可劃分為三個不同的時期：即從1978~1988年，是農村改革的起步階段，出現了第一個“黃金發展期”；從1988~1998年，是農村改革的停滯階段，出現了“三農綜合癥”；從1998年10月至今，是農村改革的快速推進階段，出現了第二個“黃金發展期”。

　　1978~1988年“黃金發展期”，確立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基本國策，并且從1982年到1986年，針對農村改革連續出臺了5個“中央一號文件”，發展“農村工業化”和“農村城鎮化”。從而增加了農民收入，拉動了內需增長。

　　1988~1998年期間，由于各項改革難以深入推進，又片面抓糧食生產，而以政府控制為核心的國有糧食企業改革步履維艱，由此造成了國內糧價持續低迷7年之久，糧食變成了農民“吃不了、存不下、賣不掉”的老大難問題，農民負擔重日益突出。1997年開始，全國農民收入增長出現了連續4年下滑的趨勢。

　　需要指出的是，從1994年實行“分稅制”以后，縣鄉兩級財政收入只占全國的21%，財政供養人員卻占全國的71%。而在農村義務教育經費總支出中，中央財政只承擔2%，省級財政只承擔11%，縣級財政只承擔9%，鄉鎮一級財政竟然承擔了78%，由此造成了鄉鎮一級基本處于“有政無財”的尷尬境地。同時，在此期間國家財政支農資金投入的比例也逐年減少。據統計，從1985年到2000年，中央財政支農資金比例由13%下降到8%左右，15年共向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投入資金累計為1704億元，僅占同期的整個國民經濟基建投資總額的2%。顯然，這與中國13億人口中就有9億農民的基本國情極為不符。

　　1998年10月以后，成為我國農村改革的快速推進階段，以1998年10月黨的十五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農業和農村工作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為發端，出現了第二個“黃金發展期”。首次提出了“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是關系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全局的重大問題”標志著農村改革又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在城鄉二元結構下，城鄉發展差距進一步擴大。近年來，在國家采取多種惠農措施的情況下，城鄉收入比例仍維持在3．21∶1，城鎮高中、中專、大專、本科、研究生學歷人口的比例分別是鄉村的3．4倍、6．1倍、13．3倍、43．8倍、68．1倍。在九年制義務教育階段，農村學生輟學、流失現象也較嚴重。目前，全國農村合作醫療的覆蓋率只有10％多一點，80％以上的農民屬于自費醫療群體。醫療價格的大幅度攀升，使農村不少地方出現了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現象。城市勞動人口的登記失業率為5％，農村勞動人口中拋開進城務工的1．3億勞動力不算，留在農村的4億勞動力的利用率也只有50％左右。此外，城鎮居民的個人收入主要用于消費和儲蓄，而農民的純收入除此以外，還有一部分用于擴大再生產。如果扣除這部分支出，城鄉收入差距將會更大。

　　此外，隨著近年來

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城市擴張和工業用地急劇增加，農民上訪近80%是因為征地問題。同時，大量農民工進城打工，除了利益得不到很好的保障，而且由于勞動力外出，有的農村出現了空心化的衰敗景象。因此，有著9億人口在農村的中國，農民、農業和農村的發展出路直接關系我國現代化的全局，成為最大的民生問題。

　　為解決“三農”問題，中央提出要把“三農”問題作為重中之重。從2002年10月黨的十六大的召開，到2006年10月召開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這四年是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對解決“三農”問題重視程度最高、改革力度最大、投入資金最多、效果最明顯的一個“黃金時期”。

　　從2004年到2007年，中央又連續出臺四個指導“三農”工作的“中央一號文件”，分別就促進農民增收、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和發展現代農業做了部署，以求從根本上逐步解決“三農”問題，給農業健康發展、農民持續增收和農村長期穩定帶來強勁的動力。

本報記者：楊鋒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