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時評

　　本報首席評論 徐迅雷

　　立春剛剛過去，春節即將到來，溫暖的消息不少：2007年全國“十大最受農民工歡迎的城市”在溫州揭曉，十城市是北京、上海、廣州、深圳、杭州、青島、蘇州、無錫、廈門和溫州（2月8日新華社）；成都建筑項目老板雷云友自掏腰包20多萬，在工地上擺下175桌團年酒宴——“壩壩宴”，邀請2600名農民工共進午餐（2月8日《天府早報》）；西門子等十多家在華外資企業聯合發起“集體拜年”公益活動，從2月9日到3月5日，通過戶外廣告、雜志、網絡媒體向中國人送出新春祝福（2月8日《中國經濟時報》）……

　　從某種意義上說，“最受農民工歡迎”相比于“最受企業主歡迎”，對一座城市來說更為重要；而老板自掏20多萬宴請農民工的“形而下”，相比于企業公益拜年的“形而上”更為難得。當一位老板、一家企業、一座城市，能夠將目光從“國富論”移至“道德情操論”的時候，我們真的看到時代在進步了。

　　前些日子，成思危先生的一番話引起強烈反響，他說中國企業正面臨企業社會責任的挑戰性考驗；那種資本無道德、財富非倫理、為富可以不仁的經濟理論和商業實踐，不僅國際社會難以接受，中國社會也已經不能容忍……是的，企業不負社會責任，是與世界潮流相悖的。企業的社會責任，就是企業的軟實力。在一個競爭的市場經濟時代，沒有這樣的軟實力，企業是缺乏生命力的。

　　市場經濟有著自己的倫理原則。而最暴利的企業，通常最不會顧及社會責任和倫理原則。這樣的企業就沒有亞當·斯密所說的“合宜感”。斯密的《道德情操論》一開篇，就是論述“合宜感”的，這種“合宜感”簡單地說就是人的同情心和正義感。市場經濟的倫理原則就是“公正”，而市場經濟社會的道德基石就是“公正心”；企業要想擁有“公正心”，就要學會從無直接利害關系的旁觀者的立場，來看待并約束“利己心”，從而放大自己的“同情心”。雷云友擺下的“民工千人宴”，就是亞當·斯密思想的“現實版”，他所演繹的“情似大海，義薄云天”，他把“關愛農民工”變成自己的“生活指南針”，在今天彌足珍貴。

　　企業擁有“同情心”、“合宜感”，在“利己心”和“利他心”之間實現一種平衡，就是企業的社會責任。這種責任，首先是人的責任和制度的責任。從“人的責任”層面看，作為“老板”的人要有這樣的責任意識，因為你是企業的代表；而從“制度的責任”層面看，則需要制度的供給者營造這樣的制度環境，讓制度明確該約束什么、倡導什么。

　　無論在什么時代，人的社會責任感，特別是企業主的社會責任感，都需要環境的培養和制度的激活。這樣就不難理解：我們不能讓“企業社會責任感”成為孤島，可以說，孤零零地讓企業培養與提高社會責任感，那是培養不起來、提高不起來的，所以要求圍繞著企業的城市有社會責任感、政府有社會責任感、司法有社會責任感、媒體有社會責任感……

　　從“經濟人”到“社會人”，到“道德人”，到“人性人”，這是人的價值升華，一個企業是這樣，一座城市也是這樣，一種制度更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