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幫是指稱雄逐鹿于商界的以地域為中心，以血緣、鄉誼為紐帶，以“相親相助”為宗旨的對區域經濟產生重大影響的商人群體。每一個商幫都有共同的價值觀，即具有共性的區域文化。有人說北方商幫善義，南方善商；北方厚重，南方靈活；北方重古典，南方更現代。現代商幫對區域經濟發展產生重要的影響：今天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區的繁榮都離不開浙商、滬商、蘇商和粵商的重大貢獻。實踐表明：商幫及其企業家精神是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柱。

　　閩商與浙商的文化特征比較

　　現代意義的商幫需要一個共同的價值觀。閩商和浙商都是具有強烈企業家精神的商幫。著名經濟學家熊彼特認為企業家應具備三個條件：一是有眼光，能看到市場潛在的商業利潤；二是有能力，有膽略，敢冒經營風險，從而取得可能的市場利潤；三是有經營能力，善于動員和組織社會資源，進行并實現生產要素的新組合，最終獲得利潤。可見，冒險精神是企業家的重要品質。閩商和浙商背后都蘊涵著濃厚的商業文化氛圍，這就是以海洋文化為基礎的冒險精神和崇商意識。無論是福建的泉州人還是浙江的溫州人，多具有吃苦耐勞、崇商敬業、敢于冒險的品質和強烈的老板意識。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閩商的冒險精神比浙商更強。有的福建商人把60％以上的銷售收入拿去打廣告，這在常人看來是不可思議的。區域文化上的差別還表現在：閩商信奉“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推崇“少年不打拼，老來無名聲”、“三分本事七分膽”。閩商最重要的精神就是愛拼才會贏；浙商則強調個性和能力。浙商是看準了就做，閩商是做了再看。雖然閩商和浙商一樣都有很強的企業家精神，但是閩商更強調主動出擊，創造機會。因此，有人說“浙商更加理智、閩商更富激情”。除此之外，閩商，特別是海外閩商的環境適應能力很強，并善于利用當地政府的資源。然而，也有學者認為，閩商是海商，海商總是隨大海的波浪四處漂泊，他們知道怎樣在陌生和險惡的環境中生存。海洋文化中十分強調合作和團結的精神，如

浙江商人不僅重視自身發展，也注重群體發展，強調扎堆效應。而閩商則特立獨行，合作不夠。這可能反映了閩商海洋文化的“不徹底”性。

　　閩商與浙商的區域

　　經濟發展特征比較

　　從區域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福建和浙江，閩商與浙商既表現出共性，也具有差別。

　　閩商和浙商在區域經濟發展上的共同點表現在：

　　首先，少數地區是區域經濟發展的中心，福建經濟總量主要集中在廈漳泉，而浙江主要集中在杭寧溫。泉州和溫州無論在GDP總量、人均GDP，還是在三次產業結構和人口流動上，都具有驚人的相似之

　　處。它們的共同點可以用“地瓜經濟”來概括，即根在本地，但發展范圍已經大大超過了地區的界限。

　　其次，產業集群是閩商和浙商發展的共同特點，通過產業集群形成的競爭優勢，保證了區域經濟發展的活力。在福建，有晉江的旅游鞋產業集群、安溪的茶產業集群、石獅的服裝產業集群等；在浙江，則有溫州的皮鞋產業集群、樂清的低壓電器產業集群和嵊州的領帶產業集群等等。

　　再次，投資方向上呈現一種“外向”態勢，即浙江的企業和福建企業都在外省有大量投資。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在省外投資興業的福建人數量已達到250萬人。在北京，目前就有閩人在那里注冊了5000多家企業。在京經商的閩籍人士及從業人員約23．6萬人，年產值逾500億元，光每年上繳國家稅費就達30億元。據上海市福建商會的統計，在上海的福建人40萬，有3萬多家企業，經營規模在50萬元以上的企業上萬家，年營業額逾千億元。

　　其差異性有：首先，如果說浙江經濟主要靠內力推動，而在福建經濟發展中外力起重要作用。根據經濟普查，福建、江蘇和廣東的工業企業實收資本來源比重依次為外資、個人資本、國家和集體資本，而浙江的工業企業實收資本來源比重依次為個人資本、外資、國家和集體資本。從這個角度上看，兩者經濟的宏觀發展模式是不同的，福建與江蘇、廣東相似，為外力推動型經濟；浙江則為內力推動型經濟。

　　其次，從產業比較的角度看，閩商主要從事第三產業，特別是以批發

零售業為主的商業貿易，浙商則主要從事以制造業為主的第二產業。閩南一帶推崇“商能致富”、“商勝于工，商勝于農”，“以商為榮”的觀念深人人心。2005年，浙江50．36％的私營和個體企業就業人員分布在第二產業中，福建39．63％的私營和個體企業就業人員從事批發零售業。如果說閩商在金融、地產等服務業方面發展較好，浙商則在制造業領域表現突出。

　　第三，從投資路徑的比較看，閩商多走了一條“國外興業———投資福建———省外”的道路，浙商則更多是按照“省內———省外———國外”的路徑發展。造成這一差別的主要原因在于：福建省內市場狹小，基礎設施建設和交通條件落后、本土經濟不很發達。國內閩商約有300萬人，累計約1000億元資產，70％的閩商

　　選擇在省外發展。但從整體規模上看，閩商比浙商、粵商要小的多。

　　第四，從影響力來看，海外閩商比海外浙商影響力更大；而國內浙商比國內閩商發展更加突出。福建華僑占中國華僑的1／3，在新僑中，福建華僑占1／4。《亞洲周刊》公布的“國際華商500強”顯示，除臺灣企業外，264家華商中，閩商有101家，其中東南亞國家83家。另外，菲律賓華人企業前10名中，有6家是閩商。據統計，閩籍的港澳同胞約120多萬人，閩籍臺胞幾百萬人。

　　第五，資金來源不同。閩商的商業資本和原始積累很多來自海外，既有海外閩商的直接投資，也有福建華僑的僑匯；浙商的商業資本更多來自民間非正規金融，通過非正規金融渠道集資。

　　第六，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閩商一個明顯區別于其他商幫的特征就是其社會責任感強，事業有成后回饋社會的熱情很高。例如，陳嘉庚先生戀祖愛鄉，回饋桑梓的事跡就是閩商這一特征的最好的證明。

　　在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過程中，閩商和浙商也會出現一種兼容趨勢，閩商會向浙商學習，浙商也可以向閩商學習。這種互相兼容的文

　　化發展趨勢，將有利于再創閩商和浙商的新輝煌。

　　發揮商幫在區域經濟

　　發展中的作用

　　再創閩商新輝煌

　　閩商發展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是企業規模比較小，中小企業比較多，有競爭力的大企業比較少。在全國工商聯2005年中國民營企業500強的排行榜中，上榜的福建企業僅4家，而浙江的企業達285家。年銷售額500萬元以上的非國有工業企業數和資產總額，福建也僅為浙江的1／3。二是傳統產業比較多，企業沒有形成自主創新能力。根據統計數據，福建規模以上民營企業研發費用僅占銷售收入的0．2％；一般而言，企業要獲得自主創新能力和競爭優勢，研發投入需要達到其銷售收入的3％。雖然泉州的品牌創新處于全國領先地位，而技術創新則比較薄弱。三是優秀人才比較少。一方面，閩商以血緣為紐帶的經濟網絡容易對“外地人”產生排外情緒，不利于吸引外地優秀人才；另一方面，由于本土閩商企業規模較小，人才激勵機制不健全。四是家族企業比較多。家族企業有利于企業創業，也有利于企業創新。家族產權降低代理成本、家族信任節約交易成本、血緣關系形成較強的凝聚力，有利于企業快生；但同時，由于治理結構的封閉性、管理決策的隨意性和代際傳承的排他性，家族治理不利于企業做大、做強。五是合作精神不夠強。閩商特立獨行、單打獨斗的特質明顯。此外，也有人認為，當今閩商的競爭優勢受到浙商、

　　粵商很大挑戰，福建商人處于長三角和珠三角的“南北夾擊”“夾縫”中。

　　基于上述的比較分析，我認為要再創閩商新輝煌需要重視以下幾方面的工作：

　　一要抓住“三大”機遇，形成海內外閩商互動。這三大機遇即建設海峽西岸經濟區、中國與東盟自由貿易區和內地與香港簽署CEPA。建設海峽西岸經濟區已經寫進中央文件，建設海峽西岸經濟區就是在長三角、珠三角之間形成一個具有活力的經濟板塊，這對福建的發展、閩商的壯大是非常重要的；其次，福建有很多華僑在東南

　　亞和港澳地區，中國與東盟共建自由貿易區和內地與香港簽署CEPA，為福建聯系海外閩商、福建華僑，促進海外閩商資本“走進來”，國內閩商“走出去”提供了有效的平臺。另外，因福建獨特的地緣位置，閩商還應在對臺兩岸經濟關系中發揮更重要的作用。

　　二要推進企業制度的轉型，完善企業治理結構。家族企業有利于創業，卻不利于企業的發展壯大。閩商要形成具有規模經濟、競爭活力的創新型的大企業，就必須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改變較為封閉的家族治理模式，建立家族企業主與職業經理人以及家族企業與社會的雙重互信機制、實現家族資源與社會資本的有效結合。

　　三要重視品牌戰略，推動技術升級。當今社會已進入全方位競爭的時代，價值鏈中研發和營銷分配產業利潤的絕大部分，成為企業競爭的關鍵環節。特別是企業品牌形象的差異正在取代傳統的商品本身的差異，企業經營重心由產品運營、資本運營，拓展到品牌運營。當前，我國絕大多數民營企業仍處于國際產業價值鏈的底端，分享著極其微薄的利益。福建泉州地區的品牌戰略做得比較好，已經形成一批具有規模和國內知名度的品牌，但今后仍需在高端領域和國際市場開拓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民族品牌。

　　四要提高組織化程度，建立商會溝通機制。如上所述，有效的溝通平臺是商幫發展的重要標志。現在社會中，商會是商幫最主要的溝通機制和交流平臺。商會不僅有強化社會管理、彌補政府“失靈”的功能，而且具有提供社會服務、彌補市場“失靈”的作用。通過商會這個中介機制，可以減少企業交易成本和社會管理成本。商會不僅在國際競爭中扮演著政府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也天生是市場競爭和秩序規范的“仲裁者”。目前，福建大概有200多個異地商會，泉州也有近百家異地商會。針對閩商在外發展的特點，需要進一步加強商會建設，辦好異地商會，提高閩商的組織化程度。

　　（作者系全國工商聯副主席，

武漢大學教授）（8G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