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民營企業能否丟掉政治拐杖，順利成為獨立參與市場競爭的成熟主體，還需要民營企業群體的集體探索。

　　總數已經達到500萬戶的民營企業是否在成長，成長狀態是否合宜，需要進行測量和標定。正像一個人可以從他與父母的關系判斷他的心理年齡一樣，民營企業的成長階段也可以從它與政府的關系中，尋找到它的政治年齡，并獲得重要的啟示。

　　第一個階段是嬰兒期。1988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訂案》明確規定了“國家允許私營企業在法律規定范圍內存在和發展”，從而為民營企業的生存提供了法律條件。但是，民營企業能否在經濟上存在，還需要其它條件。事實上，當時的民營企業為了得到必要的生存資源不得不“掛靠”在國有或者集體企業之下。在這種情況下，民營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完全依賴于當地政府對政策的廣義理解和靈活變通，一些小的意外變故都很可能致民企以死地，從而使民營企業具有明顯的嬰兒期特征。

　　第二個階段是幼兒階段。進入這個時期的標準是民營企業可以有意識地選擇企業的組織形式———股份合作制，一方面可以解決生產規模和技術水平問題，另一個方面可以解決民營企業的政治合法性的問題，因為馬克思早就說過股份制是一種先進的組織方式，進而被看做是一個準集體經濟，可以解決政治歧視問題。民營企業只有在國有企業的縫隙中尋找生存機會和空間，通過“關系”與相應的國有企業形成千絲萬縷的聯系，得到各種各樣的“乳汁”，才能穩固自己的經營范圍和利潤區域，從而能否擁有必要的“關系”資源就成為民營企業主要的生存能力。

　　第三個階段是童年期。通過股份合作制企業向產權清晰有限責任公司形式過渡，不少民營企業第一次使用非自有資源進行經營，同時展開聯合和兼并以形成企業集團。實行了產權清晰的民營企業比較方便地使用現代管理工具，依據權責對等的股份制度，通過股份的出讓，可以吸取到企業成長中所需的足夠數量的資源，這樣客觀上降低了對政府的過度依賴程度。但同時又不想失去政府的承認，擔心自己淪為“二等公民”。一個典型的做法是在民營企業內部建立黨組織，重金雇用退休的黨政干部，以形成向政府溝通的平臺，吸引政府官員的眼球。同時，爭取把各種政治資源，比如優秀廠長、先進工作者、優秀企業家、企業家協會的負責人等，都戴在自己頭上。

　　第四個階段是少年期。進入少年期，更多地開始利用資源優勢奪取政治優勢。因為政治資源比如土地、關鍵行業的經營資格、投資項目的審批、對企業的優惠政策、政府的大宗采購等都成為企業發展的關鍵性的戰略資源，而政府官員的自由裁量權是制約某個企業獲取這些戰略資源的關鍵。爭奪政治資源的辦法主要有兩種：其一是企業將企業內的黨支部升格為黨委，從而可以同更高級別的政府直接對話，以便獲取諸如“一廠一策”的優惠待遇；其二是使用自己的經濟力量直接進入人大和政協，因為政治身份可以直接向行政部門和市場部門傳遞信號。還有人認為，在中國投資保護不充分的情況下，企業政治化是一種發展了的投資者法律保護的替代機制。以民營企業發達的溫州為例，第十屆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中，來自溫州的人大代表和委員共13名，其中5人為民營企業主，進入省級人大和政協的民營企業主多達20余人。僅樂清市柳市鎮，就有全國人大代表1人、全國政協委員2人、浙江省人大3人、樂清市人大3人等。而代表和委員的級別同該民營企業主所掌控的企業規模呈現明顯的正相關關系。這與當年的徽州“一門三進士”具有相同的邏輯。

　　與改革開發初期相比，我國的民營企業已具有較強的生存能力，出現了規模以十億、百億為單位計的民企，但他們對政治的狂熱投機而非為利潤心跳，說明距離利潤最大化、具有獨立人格、思想和理念的青春企業還有待時日。就目前看來，民營企業能否丟掉政治拐杖，順利成為獨立參與市場競爭的成熟主體，還需要民營企業群體的集體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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