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國社科院與日本一橋大學聯合主辦了一場以“中日經濟關系新展望”為主題的對話會，來自中日雙方的多位政府官員、商界人士以及專家學者對兩國經濟關系的發展趨勢進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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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國經濟關系

　　正處在

　　新階段的起點

　　真家陽一：中國在日本的經濟中越來越重要，在日本目前的貿易對象國中，如果包括香港，中國是日本的第一貿易對象國。中國從日本進口原料進行加工然后出口給日本，這是日中的基本貿易結構，而中國也占據了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全球第三位，亞洲第一位。

　　加藤弘之：日中企業之間要成為對等的合作伙伴，這種關系正在形成。不再是單方面的日方向中國投資，中國企業對日本的投資或者兼并的趨勢也出現了，垂直貿易關系的跡象也可以看到。

　　日中關系在最近三十年雖然有各種問題，但是仍然取得了發展。現在如果從常住中國的日本人口方面突破數量就能使得日中關系進一步加深，而目前這方面只是處于剛開始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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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日自由貿易區

　　條件不成熟

　　真家陽一：日中商業合作正呈現出幾大趨勢。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ETRO調查顯示，日本企業在未來3年海外拓展中，在銷售、生產、研發或者是地區、物流等方面，對中國的關注最強。而中日的商業關系正呈現出以企業兼并為表現的突出特色———即跨國并購，其中，90％是日本企業兼并中國企業，反過來中方企業兼并日本的企業情況并不多，但都表現出互利共贏的特點。

　　日中兩方也正出現戰略商務同盟的趨勢。過去，日資企業更多以獨資方式打入中國，而把中國作為一個國際市場的重要立足點，建立新的商務模式則是近年的變化。

　　劉杉：中日雙方在產業結構上有互補性，日本能不能在技術出口方面放寬一些限制，使中日經濟互補性發揮出來？特別是日本方面在和中國建立自由貿易區方面有什么更進一步的想法，使兩國更好地發揮產業互補性。

　　真家陽一：針對日本企業的調查認為，亞洲最需要的自由貿易區就是中日之間的自由貿易區。但兩國是不是馬上能夠進入自由貿易區建立的談判，各方面條件還不成熟。今年開始，中、日、韓三國就投資協定進行政府間的談判，而投資協定，就是自由貿易區內容的一部分。目前是要向這個目標努力，在條件成熟的時候，再進一步就日中之間的自由貿易區進行談判。

　　金伯生：在商務部公布的2006年中國引進技術的情況中，日本排在第三位，在兩國關系不斷向前推進、兩國經貿互補關系進一步加強的情況下，在對華技術出口方面，日本政府應該有一些新的放寬措施。

　　真家陽一：2000年以后，曾出現過第三次日企對華投資熱，目前，想對中國投資的日企已經對中國投了資，因此，日本對華投資已經從急速發展的階段，進入了一個穩定發展的階段，因此未來幾年的日本對華投資肯定是一個穩定增長的過程，而持續增長的態勢會依舊堅挺，而且在兩國交往不斷深化的背景下會呈現出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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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引入外資的同時走出去

　　裴長洪：當前的中國開放經濟進入了一個提升階段，具體說，未來中國開放經濟的政策方向主要是三個領域：一、轉變外貿增長方式。未來的出口貿易要從粗放型的增長逐漸轉向集約型增長，同時要采取措施增加進口，這樣才能減少貿易順差。

　　二、繼續積極有效利用外資，提高利用外資的水平。雖然現在中國既不缺資金，也不缺外匯，但國內金融市場的發展還滯后，國民儲蓄轉化為投資還有不少困難，中國資本市場的發育也仍然滯后，很多行業很多領域的資本形成能力還不夠。因此，中國要繼續利用外資，目前外資利用的總量和人均數量均不夠，但需要提高吸收外商直接投資的水平，沿海發達地區可能對外資的選擇會比過去嚴格，對技術水平要求比較高，需要達到降低消耗、轉變增長方式的各種要求。但是，廣大的中西部還是歡迎各種各樣的外資去投資。

　　三、實施走出去戰略。一是企業的走出去。在服務、配套措施水平提升的情況下，民營企業走出去未來會有一個很快的發展。二是其他投資形式的走出去，2006年中國政府批準了QDII投資制度，隨著個人及機構對海外證券市場的了解，到海外投資會越來越多。因此，我預計在未來五年之內，中國會超過日本成為亞洲最大的海外投資者。

　　劉杉：從外資政策來講，中國已經過了需要無選擇地鼓勵外資流入的階段。日本對華投資出現很多并購現象，國際上對外直接投資的潮流也是通過并購進行的，但是，中國去年在并購方面的一些政策也引起了廣泛討論，包括經濟安全的爭議。我想，中國現在在鼓勵外資政策方面會面臨調整———采取比較中性的政策，但是中國還會鼓勵外資。

　　關權：中國的開放勢頭不會減弱。但是，我個人也看到一些問題：第一，由于中國國力的增強和進一步開放，會引來國際關系上的一些新問題，發達國家的貿易保護主義首當其沖；第二，中日之間近些年的摩擦，實際上有中國國力增強的原因所在，有的問題是過去存在但是最近才顯現，因為兩國的意識方面都有所變化；第三，中國的進一步開放和國力的增強會引起周邊以及和中國有競爭關系的一些國家的警惕，比如說越南、印度、近期排擠中國商人的俄羅斯等；第四，中國對非洲加強合作的關系，就引起了國際上的所謂“新殖民主義”的一些討論；第五，中國由于需要海外的資源市場，也在加強我們的某種意義上的軍備，但是這個敏感話題也引起了各國的關注。這些問題都是我們需要直面而且審慎處理的。

　　木元哲：中國對外投資沒有更大的發展，是由于中國沒有一個國際品牌———國際品牌力量比較弱或者是沒有相應的品牌。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中國應該構筑在世界上通用的品牌。民間企業在海外投資，需要有很強的技術力量，或者是品牌。

　　裴長洪：目前中國制造業的海外投資，目的還不是為了通過品牌戰略來擴大產品在海外的市場，主要為了解決原產地對中國的限制。另外，產品可以在國際社會上流通起來，減少很多的障礙。這方面不一定需要靠品牌，就是原來的貼牌加工也是可以的，仍然可以做境外的投資和境外的加工。所以，中國的海外加工和教科書上的經典做法可能不一樣，這方面有待于創造出中國特色的新經驗，相信中國企業會創造很多新的奇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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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觀政策處于兩難選擇

　　劉杉：

中國經濟在加入W TO以后，變成了非常開放的經濟體。開放的經濟實際上包括兩部分：一部分是實體經濟也就是貿易投資；還有一部分是虛擬經濟，就是貨幣、資本的開放。目前由于開放導致了中國國際收支不平衡并造成中國經濟內部的不平衡，產生諸如流動性過剩等連帶問題。貿易和投資的雙順差使中國的外匯儲備升到世界第一，這又造成央行的基礎貨幣發行量出現流動性過剩問題。其結果，一方面是中國國內的資產市場價格快速升高；另一方面，過量的資金大量投入到固定資產投資方面。而投資的結果，并沒有造成中國就業水平的提高，反而造成產能的過剩，這是中國經濟內部存在的一個矛盾。2007年要解決的主要問題之一就是國際收支平衡問題。

　　由于中國在

匯率、利率市場化的水平相對比較低，從理論上來講，通過貨幣政策來實現國民經濟均衡，實際上是做不到的，只能通過貿易和投資的政策調整盡可能實現外部平衡。這更多是通過改變進口政策和對外投資兩方面進行。當然，也包括出口和外資政策的調整。由于中國的勞動力供給基本沒有彈性，出口產業長時間維持比較低的工資水平，一方面造成長時間的貿易順差，也導致一些貿易糾紛。因而，可以通過提高勞動者工資從而增加出口成本，以此釋放

人民幣升值的壓力。

　　至于對外投資，我本人認為政府不應該過多鼓勵。因為中國經濟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就業問題。中國的城市化，特別是農村富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還存在很大問題，所以，更多的資金應該留在國內，能夠為中國經濟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

　　裴長洪：中國的就業壓力確實很重，同時，中國對外有雙順差的壓力，又有外匯儲備的壓力，這是個多難的選擇。需要通過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和增加國內的投資來解決，這是一方面；同時也需要把中國的資本流到海外去，讓企業到海外去，緩解我們的雙順差和巨額外匯儲備的壓力。所以，作為大國經濟，中國的資金循環應當是大進大出，進出都需要。

　　加藤弘之：中國2006年GDP的增長率是10．7％，經濟仍然處于飛速發展的階段。我想，更主要的原因是中國經濟在人口結構方面迎來了黃金期，就是勞動人口現在是最多的時期。勞動力的比較優勢，今后仍有10年可以持續。

　　這種情況繼續下去當然是好事。但反過來，從過去的增長方式向新的增長方式轉變，就越來越難。中國處于經濟黃金時期的未來10年也應該對將來可能面臨的問題找到相應的對策，比如老齡化問題，社會保障制度、環境、水、能源問題方面。中國政府提出的和諧社會的政策是不是能夠落實下去？這也是需要關注的，我們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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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活動本身也是社會責任的體現

　　谷本寬治：企業責任CSR最早是美國在上世紀90年代提出來的。90年代末期，無論是在經濟、社會、環境方面都出現了可持續發展的呼吁，經濟要依存環境才能存在，在這樣的時代潮流中，企業的社會責任得到了重估：倫理、社會公益上的責任只是CSR的一個方面，社會效益、社會環境內控、企業貢獻也加入CSR評價的標準，也就是說，生產優質產品、制造并保證就業等企業經營活動本身也是CSR的表現。

　　此外，CSR并不是政府規定、推出相關措施就可以做到，或者是企業有一種意識就可以做，還需要評價CSR的一個利益共同體。不光是政府和企業，還需要各個方面的相關人員，利益共同體來關注，比如工會、消費者團體、NGO、大型研究機構等，如此才有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社會。這才是CSR從量向質轉變的一個關鍵所在。

　　劉杉：企業社會責任問題，也是中國的企業與輿論非常關注的問題。我得到的啟示是企業社會責任不僅僅是說企業發展要給社會多少回饋，實際上從它的經營戰略的選擇、投資，以至于產品的銷售過程都關系到社會責任，包括環保問題、對殘疾人的關注問題。在中國有一個很好的范例，就是政府鼓勵企業吸收殘疾人就業，而在稅收方面給予企業一定的減免。

　　中國的私有企業屬于經濟發展的初期，它對社會責任的關注相對比較弱，應該加強學習，承擔更多的責任。國有企業對社會的貢獻比較大，包括捐贈等形式。但它在遇到經濟困難的時候，往往通過提高價格來解決問題，而不是通過削減成本或者是保持一定的利率，所以，國有企業的社會責任，是否應該把它所得的利潤讓消費者分享而非通過抬高價格應付經濟上存在的困難。中國的國有企業在承擔社會責任問題方面應該有更多的考慮。

　　谷本寬治：我們的經濟是開放經濟，這個過程中每個企業都面臨重大風險。因此，在全球化當中，企業經營的一些數字的變化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價值觀和思維方式的變化，這里謀求綠色生產的投資者或者是綠色產品的消費者是非常重要的，現在是從量變走向質變的轉折點。要在這個過程中避免風險，就要認識到企業的價值不僅和融資、權益收益有關，也和所處的環境風險有關。

　　木元哲：其實CSR不僅僅是企業的社會貢獻活動，也是企業活動本身，從這一點來說，CSR對企業經營來說是至關重要的。同時，我們應該加強環境方面的投資和工作，通過CSR事先把很多的風險摘除出去，包括環境風險，從這樣的角度來說，CSR對企業的生存也是非常重要的。

　　（7G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