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早春的小平南巡講話，掀起了我國新一輪經濟發展的熱潮，也使得當時在中國還未真正進入公眾視野的聯想開始了真正的起跑。回顧聯想集團的成長史，南巡講話對于聯想的影響至少在兩個方面功不可沒，一是促成了聯想下決心大規模生產自有品牌電腦，另一方面促使聯想職工薪酬制度改革取得了實質性突破。

　　生機盎然的那個春天

　　1992年早春，鄧小平在中國南部把改革派人物聚集在自己的周圍時，柳傳志也在北京“煽動”屬下，要把他們營造成無堅不摧的斗士。這位聯想創始人回憶說，在這之前的36個月里，北京被意識形態的爭論分了神，“姓社”還是“姓資”、“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反和平演變第一”還是“經濟建設為中心”，都是當時媒體糾纏不休的問題。“左派”和“右派”互爭長短，政府官員躊躇不前。現在，全中國都聽到了時代的腳步聲。1月的最后一周，廣東省順德市有個農民說：“我不管你們搞的什么主義，現在就很好。你說這是社會主義，那就社會主義好，你說這是資本主義，那就資本主義好。”這話如果只在私下悄悄說說，倒還沒什么，難得的是報紙居然會公然刊登出來。更加讓人驚訝的是，當時這農民的對面站著一大群黨的高級官員，他們簇擁著一位老人，那正是已經退休26個月的鄧小平。

　　據全面記錄聯想成長過程的《聯想風云》一書記載，鄧小平在廣東、武漢和上海的巡視，成了我們國家最重要的事件。除此之外，楊尚昆告訴那些還在猶豫的政府官員：“更放寬些，更大膽些。”這位國家主席顯然對面臨的經濟即將起飛的新周期激動不已。一周之后，機電部在北京召開廳局長會議。對于聯想竟能每月把至少10萬塊微機主板賣到海外去，與會者全都感到不可思議。那時候搞外貿的官員最頭疼的事情就是不知道怎么把產品賣出去。他們把柳傳志邀來，聽他講述那“茅臺酒質量，二鍋頭價格”的故事。2月份，深圳的房地產價格漲了一倍。聯想當初為把香港生產基地撤回大陸，在那里買了半公頃土地，現在大家直后悔當初沒有多買點。與此同時，財政部在電子行業部分企業中實行的減稅政策終于惠及聯想———好多年來他們一直被擯除在這個利益圈之外。減稅條款共計10項，聯想可以在未來3年里享有其中4項：免征產品稅；減半征收所得稅；按銷售收入提取10％的研發費用；對重大引進項目免征進口稅。

　　市場大潮下的弄潮兒

　　假如我們要為國際貿易壁壘的最后崩潰尋找一個時間點，那么一定就是這個春天了。中央政府宣布立即取消微機進口調節稅，還將在兩年內取消微機的“進口許可證”。這在國內的計算機生產廠商中引起了陣陣不安。就當時情形看，聯想雖然擁有排名第二的銷售額，可大部分都是靠銷售外國產品賺來的。那時候聯想給人的印象是一家代理商，至少你在微機市場銷售排名榜的前10個品牌里面找不到它。

　　1992年的前幾個月，柳傳志已經強烈地感覺到中國市場就要變成國際市場，相信危機迫在眉睫。他對公司全體員工陳述自己的想法：“看今天的形勢，確實是風來了，而我們是不是準備好了呢？是不是抗拒得了呢？”

　　那時候在各種訂貨會上，國內電腦都被來自外國和臺灣的電腦包圍了。有IBM、AST和康柏，還有“ASER”和“神通”。他們的報價使國內電腦公司都沒法競爭。市場上微機的平均價格在一周里下跌了4000元。1992年2月國內計算機行業的利潤總額下降26％。規模最大的長城銷售額雖然上升了，利潤卻下跌53％。與此同時，還有26851臺國產微機堆在倉庫里面賣不出去。

　　柳傳志和另一位創業元老李勤在中關村聯想總部討論這個局面。中國計算機工業已有36年的歷史，有了小型機、微機、外設、軟件與信息處理服務業的整個鏈條，有了一個大約70億元人民幣的市場。但是與國外相比，中國的計算機制造廠商仍有至少12個月的時間差，200家計算機企業的固定資產加在一起，還不如人家一家大公司的實力，銷售規模大約相差100倍———人家以“百萬”計，我們以“萬”計。

　　李勤說：“我們要搶占他們的市場，等于從虎嘴里奪食。”柳傳志說：“我認為最好的防御就是進攻！”

　　在感到了價格戰壓力的情況下，善于用人的柳想到了啟動新人計劃。于是在1992年4月的高層任免名單中，出現了郭為、楊元慶和王平生。相比郭的新職“總裁助理”，楊此時還只是一個業務部門———CAD部的總經理。而在1992年的所有決策中，柳做的最冒險的一個決策就是在當年5月成立家庭電腦事業部。這個事業部在長達兩年的時間里一直在搞開發而無產品可售，直到楊正式統領跟PC相關的所有事業部門時為止。

　　微機事業部是1994年3月19日在倉促中成立的。形勢刻不容緩，計算機行業的競爭已到白熱化的程度，國產微機大都潰不成軍，轉而尋求與外國公司合作，長城和IBM，方正和DEC，四通和康柏，都是那時候中關村人人傳誦的故事。AST倒是沒有進入中關村，但是它在天津建了生產基地，據說投產以后的產量將超過全部國產微機。整個形勢就像電子部的一位官員說的：“一個外國公司加一個中國公司，能打敗中國一個行業，真不知道還會有誰能做國產微機。”也像李勤在微機事業部成立大會上所說：“在座各位受命于一個非常時期，肩負著公司的重任。我們的競爭對手已是國外大的名牌公司。”

　　柳傳志在多年以后承認，把楊元慶推出來是“拼命賭上一把”。當時聯想微機的銷售額在公司只占12％，就算全都賠光，還不至于滿盤皆輸，無非是退回到代理商的軌道上來。楊元慶沒有讓柳傳志失望，在楊的領導下，從1994年起聯想PC連續3年獲得了40％的年增長率。1996年聯想PC第一次成為國內PC市場的霸主。這一成就為8年后聯想購并IBM個人電腦業務躋身全球電腦第三把交椅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職工薪酬制度的大膽探索

　　柳傳志治理公司的基本邏輯之一，是相信人的本性中具有追求利益的特征。一種好的薪酬制度，能夠讓人們把這種追求與職業的責任感結合在一起。所以，在1992年南巡講話之后，他一直在思考如何改變職工的薪酬制度。

　　3月的一天，柳傳志試圖尋找銷售市場上的進攻路線時，忽然接到屬下呈來的一個文件，頓時來了精神。文件勾畫了公司成立以來第一個分配住宅的方案。他對自己6年前第一次分到一套公寓時的興奮還記憶猶新，知道住房的分配在中國任何一個機構都是最頭疼的事，而且牽動著所有員工的熱情、智慧和渴望。幾個月前他派王平生去制定這個文件的時候，王平生向他建議：“我們要有一個突破，在年輕人最有干勁的時候，喂給他最好的草料。等到人都老了再弄一個‘三間一套’，那沒多大意思。”他當即同意，可在心里還有疑惑：那小子怎么才能做到讓老年人心甘情愿地排在年輕人后面？現在他發現王平生的確是說到做到。

　　“我看了分房子的名單，不論是一間的、兩間的，還是三間的，幾乎都是年輕人。”柳傳志在公布這一方案的大會上對全體員工說。

　　讓大家如此激動的新房子共有72套，可當時卻有至少400個員工瞪著它，人人想要。20世紀90年代以前中國住房制度的特點之一，就是把員工工資中購買住房的那一部分扣下來，然后把房子當做福利來分配。假如援引舊例，那就無法避免公司內部的一場無休止的爭奪戰。現在公司宣布，無論誰想得到住房，都須照價付款。公司可以用資產擔保、讓員工自己到銀行貸款，分期償還。根據《聯想風云》記載，這一方案在今天看來已是太簡單的事，但在上世紀90年代初期卻有著石破天驚的效果，因為它在京城開創了工薪者購買住宅的先例，簽下老百姓向國家銀行貸款用于消費而非投資的第一份合同，此外還讓大部分員工自愿退出“申請者”的行列———他們不再為分不到房子而覺得吃了大虧。

　　“72家房客”總計貸款600萬元，數目不大，可是公司、銀行和政府都很興奮，搞了個聲勢浩大的合同簽字儀式。此事成了1992年北京媒體追逐的熱門話題。至少有30家報紙把這件事情刊登在要聞版上。《北京青年報》別出心裁，在頭版最顯眼的位置刊登了一幅大照片。畫面的背景是那棟讓這家公司和這個城市激動的公寓，“72家房客”站在樓前的廢墟之上，高低錯落，個個滿臉燦爛。有27歲的楊元慶、28歲的郭為、24歲的李嵐、40歲的王平生、36歲的李曉楓。可是沒有柳傳志和李勤，也沒有那些開創聯想的元老們。

　　1992年以前聯想員工的工資，在體系和數量方面與整個國家的事業單位并無區別，所不同者在于工資之外的獎金和福利。當時政府把支配福利基金的權力交給企業，這就極大地調動了聯想公司管理者的想象力。他們決定把福利基金分割開來，歸屬員工名下。到了年底，每個員工都能得到一張紙條，上面寫著他有多少福利基金。員工不能支取現金，但可以用它來購買住宅、

　　這一制度還讓公司結束了“有錢不能發”的局面，員工的實際收入大幅度提高。1992年員工平均享有的福利基金大約1萬元，相當于固定工資的兩倍，所以它在公司的歷史上被當做“低工資高福利”的年代。

　　聯想薪酬制度的變化在整個20世紀90年代都沒有停止。我們如果要在其中尋找清晰的脈絡，那么可以認為，它從1992年開始，而在2001年“職工持股會”獲得“出資證書”的那一天才終于完成。2001年，聯想改制，聯想集團控股公司更名為聯想控股有限公司，中科院和職工持股會作為股東分別占有其65％和35％的股份，從機制上完成了聯想的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