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觀：十五年的跨越實踐

　　2006年11月，中央電視臺連續播出了12集電視紀錄片《大國崛起》。此片一經播出，在海內外引起強烈反響。美國《紐約時報》為此發表一篇專稿，標題是“靦腆的巨人不再故作謙虛”，認為中國已不再掩飾成為強國的勃勃雄心，并為中國的崛起感到擔憂。

　　無論各國人士如何評價，一個無可辯駁的事實是，在經過20多年持續高速發展之后，在2006年GDP達到20萬億，外匯儲備超過1萬億美元之時，中國確實已經成為一個經濟大國。

　　在為國家經濟建設取得的巨大成果而感到驕傲和自豪的同時，我們不應忘記，這一切成果是怎么來的。

　　在中國改革開放的發展史中，1992年小平的南巡講話，無疑成為最有劃時代意義引領，正是從那之后，社會主義社會市場經濟體系的確立，使我們走向科學發展的新的發展之路。

　　發展觀的思想突破

　　有人統計過，在《鄧小平選集》三卷中，出現頻率最高之一的一個詞匯就是“發展”。如果總結一下鄧小平講過的那些對國家民族命運影響最為深刻的話語，“發展才是硬道理”這句話一定讓人無法忘記。

　　鄧小平講發展，有特定的時代背景和特定的內容。“文化大革命”那場浩劫，讓中國經濟瀕于崩潰。改革開放之初，在深刻總結了國內外社會主義運動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的基礎上，鄧小平第一次提出了對社會主義再認識這一重大課題，系統、完整地提出了什么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核心問題。他明確指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發展太慢也不是社會主義。”“國家這么大，這么窮，不努力發展生產，日子怎么過？”

　　明確了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發展便順理成章地成為“首要任務”、“中心任務”、“根本任務”，成為貫穿于上個世紀80年代、90年代的時代主旋律。從農村聯產承包制開始的農村改革突破，到鄉鎮企業如雨后春筍般的成長，從一批國有企業的紛紛改制，到個體私營企業逐漸走上經濟舞臺，從深圳、珠海等特區的建設，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確立，堅持發展，為中國經濟社會帶來了方方面面的深刻變化。農業連年豐收，工業突飛猛進，對外貿易和引進外資持續增長，國內市場商品供應極大豐富。億萬人民擺脫了貧困，解決了溫飽，有相當一部分人率先實現了小康。用一句話來概括這些變化，那就是發展讓中國人民富裕起來。

　　對于發展，鄧小平有著一種強烈的緊迫感和歷史使命感。還記得上個世紀90年代初，面對國際國內形勢的復雜變化，面對著伴隨連續十來年發展而產生的一些新矛盾、新問題，尤其是當某些關于姓社姓資的質疑聲音出現之時，鄧小平堅定地指出，判斷各方面工作得失是非的標準是：“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再一次強調：“發展才是硬道理”，強調中國解決所有問題的關鍵不是靠別的，只能靠發展。正是在這一發展觀的指引下，執政黨帶領中國人民不猶豫，不爭論，不知少走了多少彎路，沿著改革開放的大路大膽地試，大膽地闖，創造了一個又一個經濟奇跡，為進入新世紀奠定了牢靠的基礎，為國家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

　　新的發展觀的確立

　　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到今天，分配問題開始受到關注，城市與農村、城市中不同階層的財富分配是否公平，引起各界的思考。

　　另一方面，環境問題日益嚴重。大量的數據表明，全國70％的江河水系受到污染，40％基本喪失了使用功能，近3億農村人口飲用不合格的水。此外，我國一半以上的城市空氣不達標，1／3的田土被酸雨覆蓋，20％的兒童有鉛中毒癥狀，城市中1／10的夫婦因污染不能生育或生下畸型兒……

　　在生態環境拉響警報的同時，社會發展滯后的警報也響起了。相關調查發現，看病難、上學難、購房難以及進城務工人員缺乏社會保障等等的問題讓老百姓普遍感到不滿意。醫療改革、教育改革的效果甚微，與民生有關的公共服務供給不足，引起了公眾的批評。

　　毫無疑問，所有這些問題屬于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應該通過發展去解決。但是，通過什么樣的發展，才能解決這些新問題呢？

　　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召開。在這次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大會上，明確提出了，發展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新突破，開放要有新局面。

　　8個月之后，在全國防治非典工作會議上，胡錦濤總書記第一次提出，要更好地堅持協調發展，全面發展，可持續發展的發展觀。時隔不久，在2003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上，“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這一后來被歸納為科學發展觀的重大戰略思想正式得到了確立。

　　科學發展觀的深入落實，較為全面地體現在“十一五”規劃之中。人們注意到，在這個規劃中，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的增長模式被徹底放棄，取而代之的是要堅持六個“必須”的原則，強調按照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的要求，推進改革和發展。

　　在科學發展觀的引領下，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歷史任務提了出來，這一解決“三農”問題，統籌城鄉發展的神來之筆，一問世即成為深得幾億農民之心的民心工程。

　　在科學發展觀的引領下，加快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中部崛起等統籌區域發展的戰略部署逐次推開。三峽大壩蓄水發電、光彩事業碩果累累，不同地區之間的發展差距正在明顯減少。

　　在科學發展觀的引領下，宏觀調控加大了對落后產能、落后行業的整治。一起又一起環保案件被無情曝光，“區域限批”等環保重拳頻頻出擊。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的觀念得到越來越多人的共識和支持。

　　在科學發展觀的引領下，GDP不再是讓人崇拜的指標，各級領導人的政績觀悄然發生變化。那種忽視發展質量，片面追求數量增長的做法不但不再是考核內容，反而會成為官員們執政水平太低的證據。

　　勇于實踐的證明

　　2006年12月，建設部等部委聯合發布了一份關于“公交優先”的文件。不到1個月，北京市率先推出了公交票價優惠政策。幾乎與此同時，鐵道部、交通部先后宣布，今年春運期間的火車票價和公路交通票價都不上浮。更讓人略感意外的是，在汽車連續漲價多年之后，石油部門近年來第一次下調汽油油價，民航部門也不甘落后地宣布燃油附加費即將下調。可以想象，已經有成千上萬的人從這些良政中獲益。

　　許多人將良政的起因歸功于和諧社會構想的提出。的確，如果說，科學發展觀的提出是探索新發展模式的“點題”之作的話，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則深化了對社會主義本質的認識，實現了社會主義建設理論的新飛躍。

　　改革開放20多年來的一個重要命題，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一命題對發展觀的影響不容置疑，對如何處理公平與效率的關系的影響尤為明顯。然而，科學發展觀的提出，確定了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這樣的執政新理念。國計當為民生，讓人民群眾共享發展成果，成為新發展模式的核心內容。在追求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同時，保持增長的均衡，機會的均等和社會的公平，成為發展模式轉型過程中的政策取向。

　　其實，鄧小平在強調發展的同時，已經十分清晰地表明，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而“消滅剝削，消滅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是發展的必然結果。執政黨新一代領導集體提出的科學發展觀和構建和諧社會的構想，是對鄧小平理論和“

　　從發展才是硬道理，到科學發展觀，再到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國人民對于發展理念的思考更加深刻，對發展的階段性目標和最終目的的理解更加清醒，對發展中面臨的問題而采取的策略、手段更加主動，對發展規律的把握和駕馭更加穩健和成熟。這是一筆寶貴的財富。當這樣的發展思路完成了從輿論導向、價值導向向制度導向轉變之時，其意義無比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