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在效用和幸福間迷失了方向

　　記 者 董 捷

　　在經濟版面上討論幸福，似乎有些侵占哲學家和倫理學家的味道，可是任何意義的經濟增長其根本目的是促進人類幸福。在斯密的《國富論》里，他并沒有將財富作為核心的唯一的研究目標，而經濟行為核心價值是社會的和諧與人類福祉的提升。

　　經濟增長重新回到了它應該關心的命題。今年中國經濟工作主題最明顯的變化是，經濟發展已從“又快又好”轉變為“又好又快”，“好”已經被放在“快”前。原因在于經濟高速發展后，整個社會的環境資源壓力空前。

　　相信不少人都聽過這個故事，有一個富人正在沙灘上享受海邊陽光。此時他身邊躺著一個年輕的流浪漢。富人說：“年輕人，你要到外面的世界去奮斗啊。”

　　年輕人問我為什么要努力奮斗啊？富人說，努力奮斗才能獲得更多的財富啊！年輕的流浪漢問獲得財富又為了什么，富人說，獲得財富你才能到海邊度假，年輕人反問道，那么你認為我現在正在做什么呢？

　　這一故事有趣地表示出經濟效用的不可比較性，形象地將反差極端化。幸福原本和效用就不是等同的概念。可是在很長時間里，經濟增長以非常理性和冷漠的姿態，運用自己的所有資源追逐效用最大化。

　　經濟學是以人類的理性為前提的。在很多時候，人們的理性卻存在這樣的悖論，即每個人看起來都非常理性的行為，卻會降低社會集體的幸福水平。去年年末“毒多寶魚”和“紅心鴨蛋”事件再次印證了這一悖論。

　　農民用藥的行為符合效用最大化，可是看似理性的行為卻帶來食物質量的下降，危及人們的健康水平，顯著降低了人們的幸福水平。包括更早時候的“大頭嬰奶粉”和“

　　不幸福的經濟中還常常涉及對于經濟總量的荒謬計算。我聽說過一個有趣的例子，有兩位母親原本各自在家中撫養孩子，因為是自己的孩子，所以母親盡心盡力，孩子們也充分享受到了母愛和幸福，但國民經濟不會因為它們的勞動而產生任何變化。

　　后來這兩位母親來到勞動力市場，雙雙作為保姆彼此到對方家里照管對方的孩子，她們的勞動因此產生了經濟效益，當地的國民生產總值也得到相應的提高，但雙方孩子享受到的只是保姆而非母親的撫養。孩子難以得到母親的呵護，母親難以找到注視孩子成長的幸福感，整個社會幸福感減少了，經濟總量卻提高了。

　　從影響幸福的要素而言，經濟因素僅僅是其中一部分而絕非全部。這些故事非常明確地否定了經濟增長的絕對意義，可是現實中我們依然屢屢在冰冷的數據和溫暖的幸福之間徘徊，甚至迷失了方向。

　　我們究竟相信誰？答案很清楚。記得年前在杭州市政府的會議上，已有官員提出，經濟統計不僅要研究經濟總量和收入水平的絕對規模，而且還要關注經濟總量和收入的結構，否則經濟總量的增加并不會帶來民眾主觀福祉的增加。

　　我們應該從幸福視角審視經濟增長。在去年世界銀行全國120個城市競爭力調查報告中，當地市民的幸福感已經成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