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絲綢之路

　　

　　人們對全球經濟中貿易和資本流動的關注，通常集中在美國外部赤字的規模以及為其融資方面。然而，隨著亞洲經濟進一步增長，以及有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可能在結構上仍處于高位的）能源價格已對中東造成影響，新的貿易和資本流動模式正在形成。海灣地區石油出口國與亞洲（尤其是中國）之間的經濟和金融聯系讓人想起了貿易古道絲綢之路。不過，如今兩地貿易關系的基礎在于碳氫化合物和石油美元。這種新關系給全球經濟既帶來了商機，也帶來了嚴峻挑戰。

　　兩千年前的絲綢之路是一條沙漠商道，用來將絲綢從中國西部通過中亞、里海南部和波斯，輸往土耳其和歐洲。但在公元6世紀前，商人們一直穿梭于東西方之間，買賣絲綢、香料、黃金、谷物、陶瓷、玻璃制造工藝和造紙技術，同時在此過程中，傳播他們的文化和宗教。這條路線沿途散布著一張廣闊的貿易網絡，向北穿過俄羅斯到達黑海，南至印度和阿拉伯海。到公元1200年，政治和軍事劇變開始危及絲綢之路。14世紀至16世紀期間，這條商道被廢棄。后來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人們在這里發現了油氣，并開始大規模商業化生產，以及近年來亞洲經濟的重新崛起。由于蘇聯在亞洲的勢力已經瓦解，同時美國的政治影響力也開始減弱，因此一個多極化亞洲（包括中國、日本、韓國、俄羅斯、沙特阿拉伯和伊朗）所產生的巨大戰略和經濟利益，令這些國家必須有所行動。

　　如今，該地區正編制著一幅新的戰略織錦畫卷，其織線是石油、天然氣、石化產品、水技術、石油美元、流入東方的銀行專業知識、廉價的消費品、能源和交通基礎設施、新技術、流動勞動力。

　　2000年以來，海灣地區國家與亞洲之間的貿易額已增長逾一倍，達到約2400億美元。中國是向海灣地區出口最多的國家，也是唯一在與該地區貿易中保持巨額盈余的大國。海灣國家為亞洲地區的投資項目提供了大量融資，2005年至2006年間宣布的投資項目價值就近1600億美元，但這僅僅是冰山一角。中國和沙特擬議或已達成一致的資本項目涉及碳氫化合物勘探和電力開發，以及中國的戰略石油儲備。此外，中國與伊朗的貿易和投資往來一直較活躍，內容涉及油氣管道、天然氣長期供應和重要的伊朗基礎設施開發。

　　流入金融市場，以及從巴基斯坦到印尼等亞洲各國

房地產市場的石油美元，可能在中東投資者的資產組合中占據越來越大的比例。自從2002年首次發行以來，伊斯蘭債券(sukuk，即符合伊斯蘭教義的債券)的發行量已超過400億美元，其中面向中東投資者發行的比例日益上升。由于全球約半數的穆斯林居住在亞洲，同時海灣地區的基礎設施項目完全符合這種融資模式，因此兩地間的金融和投資聯系有可能進一步加強。

　　因此，可以將全球化、能源和地緣政治變化視為亞洲以及亞洲內部重新出現經濟一體化的推動力。這給全球經濟帶來了重大問題，特別是隨著亞洲東西部經濟體趨向一體化，它們是否仍然會選擇繼續無限制地積累美元資產。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全球貨幣體系無疑將受到影響。從體制角度來看，中國正在重新審視其外匯儲備管理方法，而正計劃于2010年推出共同貨幣的海灣國家必須解決如何抑制通脹的問題。該地區通脹有所抬頭的部分原因在于，目前該地區經濟繁榮，同時這些國家還在實行越來越過時的美元聯系

匯率機制。然而，海灣地區（該地區已成為全球第七大“新興市場”）經濟發展的提速，以及亞洲在全球產出中所占比例的日益上升，可能意味著越來越多的金融財富將在亞洲內部配置，同時全球投資者“追逐財富”(follow the money)的動機將越來越強烈。由此造成的結果很可能包括，全球金融市場在多個時期內出現波動，以及美元更大幅度的貶值。關鍵因素并不在于某個國家的國際收支狀況，而更多地在于美國的影響力不斷衰落。

　　即便全球經濟波動會帶來一些過渡成本，但21世紀的絲綢之路將有望完全像古代絲綢之路那樣，造就商業繁榮。然而，當代絲綢之路要想存續下去，還需要政治穩定或應對政治變革的能力。這意味著，需要建立一種泛亞機制，以在亞洲內部以及與西方國家一起應對這種轉變，而西方國家則必須適應這種全球經濟實力的轉變。歷史已經讓我們學到了不這樣做的教訓。

　　喬治?馬格納斯和彼得?伯內特分別是瑞銀

證券(UBS Investment Bank)中東分部高級經濟顧問和執行董事長。譯者/梁艷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