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經濟學新讀本

　　——為唐清建先生《商業新秩序》序

　　商業秩序是社會秩序的重要組成部分，判斷一個社會是否有著進步的秩序，僅從商業秩序就可以得出一個明晰的結論。商業秩序是一種生產關系，也是構成這個社會全部經濟基礎里面最核心、最富活力的一部分；任何一個社會在其進步過程中都離不開新的商業秩序的建立、鞏固和完善。商業新秩序的本質是保護先進生產力，而沒有先進的生產力，一個社會就不會有根本性的進步。要建立先進的商業秩序，或者我們稱之為商業新秩序，就必須有上層建筑相應的改革，因為如果沒有上層建筑相應的改革，新的商業秩序就不可能建立起來。但是，商業秩序的建立是個漸進的過程，是個頑強不息的生長過程，它表現出一種強大的新生事物不可戰勝力。從這個意義上說，新的上層建筑，或者是上層建筑的巨大改革、變革也離不開商業新秩序逐步建立對它的巨大推動作用。

　　唐清建先生力作《商業新秩序》其價值恰好就在這里，因此說這是一部有著深刻現實意義的、具有獨創精神的一部商業秩序類的力作，這是一部應運而生的、關于商業新秩序的著述，也可視為新政治經濟學的讀本。稱其為應運而生是因為時代的需要，我們正處在由農業國走向工業國，由封閉的國度走向開放的國度，由單一的一個國家的經濟循環走向世界經濟循環，正在加大改革開放的力度。20余年改革開放的結果，要求建立新的商業秩序，這也是鞏固和保衛已有的改革成果，并且把改革開放不斷推向深入的法制措施、制度措施。

　　我國現在的經濟秩序狀況是新生的、富有活力的、積極的、進步的，可以稱之為真正市場經濟意義的經濟秩序。還有與之相伴生的另外一類經濟，這就是以國有體制為主體的公有制企業。這兩類經濟形態在現行社會經濟生活當中相互依存，但是更多的是矛盾、沖突和斗爭。

　　以國有制及公有制為代表的經濟形態，其背后是政府過多的對經濟資源的掌控。國際競爭當中一個常識，這就是任何一國政府不得以政府的形式資助或者變相資助本國的任何一個企業去參與國際競爭，猶如美國的“波音”和法國的“空客”。因為任何一國政府以任何方式對其某一個產業、某一個行業、某一個領域、某一個企業的支持都導致這種有序競爭的被破壞、被顛覆，打破經濟秩序，破壞游戲規則，從而使生產力受到打擊，使信息產生負供給，使市場不能產生公平競爭。國與國的企業競爭如此，那么在國內，在一國之間就更應是如此。我們通常所講給予平等的國民待遇，這不僅是中國企業要求政府像對待外資企業一樣來對待自己本土的企業，而且更重要的是應該要求政府對所有的企業一視同仁。如果沒有這種一視同仁就不可能建立起來新的商業秩序，而呼吁建立新的商業秩序其價值或者其第一價值也恰恰就在這里，就在于政府退回到自己該坐的位置上去，把市場、把競爭交給企業，使適者生存。

　　實現這個目標是中國經濟走向進步、解決深層次矛盾和危機，并且不會產生新的更大危機的必要前提條件，但是實現這個目標就必須進行政治體制相應的改革，就必須剝奪、調整、讓出、均衡一部分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這個過程是艱難而又痛苦的。但是如果沒有這個過程，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市場經濟秩序建立，從而就不可能有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中國社會許多深層次的危機就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解決，最終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也將喪失。

　　商業新秩序，在一個社會進步過程中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時又是不可戰勝的。因為一個最淺顯的道理是人首先要吃穿住行，這種利益機制驅動著人們去追求商業利益。在追求商業利益過程中，作為理性的經濟人，也是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就必然要求一種公正、一種秩序、一種平等，而能夠帶來公正、公平的只有合理的秩序。所以秩序關系到每一個老百姓、每一個工商個體戶、每一個私營企業乃至全社會所有經營者、生產者，甚至包括消費者的利益。新商業秩序的建立，受到來自權力、既得利益的阻撓，最根本的原因也是因為利益，是因為在過去一種舊體制、舊秩序下沒有公正、沒有公開、沒有平等，于是使國民財富在分配過程中人為的即權力作用下向著一些和權力相關的利益集團傾斜，所以舊商業秩序是對公民、對全體經營者、對全體消費者，特別是對于這種新型經濟組織的一種剝奪。

　　新商業秩序的建立只是把被剝奪的再重新爭取回來，還之以公平、公正，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新商業秩序建立的過程，既是充滿艱難的同時又是不可抗拒的，是漸進的，但是又必然要發生質變的，其原動力是生存、生活、利益，是全民自覺和不自覺地參與。

　　那么怎樣才能建立新的商業秩序呢？一個國家的商業秩序是這個國家整體秩序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新商業秩序的建立就必須使國家的上層建筑適應于經濟基礎、生產關系，適應于生產力。我國目前各種利益交織在一起，有著深刻的沖突，如果不從國家的高度來主動推動新商業秩序的建立，最終受損害的是國家利益，是全民利益。任何一個國家如果能夠給新商業秩序以足夠的空間，新商業秩序就將成為這個社會最穩定、最積極、最富活力、最具向心力的力量，而這些正是一個政權長期存在、長期執政的根本保證。反之，如果不能積極主動地去建立這種新的商業秩序，就等于拒絕改革、拒絕開放、拒絕向國際接軌，就等于我們耗費了巨大精力和代價所爭得的入關機會又將被白白葬送掉。沒有這種新的商業秩序，我們就不可能和國際經濟接軌。

　　中國正在構建和諧社會，和諧的前提是穩定。要穩定，首先必須經濟穩定，經濟穩定即全民穩定。而這種新商業秩序，恰是穩定的基礎，從來沒有任何一個社會離開合理的、公正的、有效的、完備的商業秩序乃至經濟秩序，最后實現了社會能夠有秩序，即社會能夠穩定。社會失序即政權失控，從這個意義上說，新商業秩序的建立，本身就是一種政治，也代表著國家的最高利益。但是由于利益的分配方式不同、利益的獲取方式不同、利益的占據多寡不同，盡管從理論上，并且實踐也將證明新商業從根本上代表國家利益。但是，國家要想做到主動建立這種商業秩序還必須做出一些深層次的體制改革，其中包括放棄全部國營企業，使它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企業，使它真正獨立地面對市場、獨立地參與競爭、獨立地發展。只要國企以現在這種方式存在，新的商業秩序就不可能真正建立起來，因為國企的背后是政權。顯而易見，任何一個企業都不可能和政權站在同一競爭的起跑線上，也就是說政權握有這個國家幾乎全部的資源。

　　國企固然承擔著國家財政收入60％以上的任務，但是國企卻占據著整個中國經濟中95％以上的資源，和其所消耗的資源相比，它的貢獻率是非常低的。我國主要戰略資源都是匱乏的，但是我們每年消耗著世界40％的資源，出產不到世界4％的產品，那么這40％的資源，可以推斷其中絕大部分被國企消耗掉了，國企消耗了如此眾多的寶貴資源，而其平均貢獻值卻不如民企的二分之一，所以國企本身就是一種落后的生產方式、落后的生產關系、落后的經濟形態。不管它在哪個領域，處在什么業態下，哪怕它是真正意義上的高科技，但是判斷一個企業是先進與落后，不是以其能夠生產什么來做標準，而是它的組織形態、它獲取資源的方式、消耗與產出的比例等等來作為評判標準的。

　　因此說，國企的存在是建立新商業秩序的障礙。那么，第一個障礙就是我們說各種既得利益集團、利益的重新分配，沒有這種重新分配，沒有深層次的政治體制改革，政府不回到自己應該回到的位置上去，做自己應該做的事情，新商業秩序建立不起來。第二個就是國企的改革，把國企全部推向市場。對于國有大型企業，以中國現在民企的力量，還沒有一個企業能夠獨立收買它，但是可以改造其成分，使之成為股份制公司，也就成為社會公司，民企可以多方參股。

　　建立新商業秩序的第三個條件就是法制，全社會的法制。新商業秩序可以視為商業領域里的法則、規則，一個社會的法制水平是不可能孤立地看這個社會的法律條規，而應該看這些條規賴以產生和實施的社會條件，這些條件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條件就是商業新秩序，而這種商業新秩序恰好是各類經濟法，乃至民法，甚至刑法，在經濟領域里最有效、最有力的基礎，最強有力的支點。我們可以做這樣一種試想，在一個秩序混亂、沒有規則或者照潛規則行事的商業經濟環境當中，有什么樣的法制能夠得以貫徹呢？所以一個社會的法制條件，同時又為這種新商業秩序的建立提供了一種前提，而新商業秩序又對這種法制的最終貫徹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它是一種良性的互動。沒有完備的法制，新的商業秩序也是不可能建立起來的，因為大法管著小法。而法制觀念、法制意識、法制素養，我們可以把它統一歸結為法制范疇，也是商業領域里每一個人遵從新商業秩序的最基本訓練和最基本素養。

　　商業秩序建立的第四個前提條件就是良好的社會文化環境。誠信體系可以視為商業秩序當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我們僅以誠信為例，如果沒有主觀上的誠信，那么行為上就是不可能的，當然，如果僅僅有主觀上的誠信，沒有客觀上的誠信能力，那么這種誠信也同樣是不可能的。人們的文化素養、整個社會的文化環境對于新商業秩序的建立，并且能夠把這種商業秩序貫徹執行下去，都是不可缺少的。

　　社會正在提倡建立誠信體系，沒有誠信體系，就沒有新商業秩序，就不可能真正入關，中國經濟就不可能真正加入國際經濟循環。誠信有一半是能力，有一半是主觀。而社會的現實是，大量的垃圾文化充斥于生活的各個角落，沒有真正進行過一次深刻的文化領域里的撥亂反正，許多似是而非的東西，甚至赤裸裸有害的東西被奉為經典，被作為行為準則，被視為一種大眾的心態。

　　新商業秩序是大眾的秩序，是大眾的利益所在，因此也是大眾必須參與的，而解決大眾的問題是離不開文化的。所以，建立新商業秩序就必須在文化上進行深刻的反思，就必須在文化上撥亂反正，開展文化重建。現在國內不僅學界、教育界在熱炒國學，即以儒學為核心的作為中國傳統優良文化，商界一些人也在極力鼓吹儒學，似乎有了儒學、有了國學就可以有了新的商業秩序，甚至取代新的商業秩序，這是不科學、不現實的。因為儒學也罷，國學也罷，本質上是反現代經濟的、是反法制的、是反秩序的，也是反民主的，是反公正的，也是反大眾的、是反現代的。因此，國家應該在文化重建上下功夫，它不僅干系到新商業秩序的建立，而且干系到一個國家的向心力、創造力、凝聚力，它也是綜合國力一個重要的指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