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增長方式：由政府主導向市場主導轉變

　　■理論綜述■本報記者 柏晶偉

　　盡快形成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體制保障，已成為新階段改革戰略的總體要求。實現以政府轉型為重點的改革新突破，是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關鍵所在。

　　2006年12月24日，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在京舉辦了2006年年度改革形勢分析會。與會專家學者達成以上共識。

　　實現經濟又好又快發展，關鍵在于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由政府主導向市場主導的轉變

　　與會專家認為，這幾年為經濟快速增長付出了巨大代價，經濟的可持續性問題越來越突出，特別表現在水資源和礦產品等方面。拿礦產品為例：我國主要礦產品對外依存度達到50％以上，風險很大。另外，作為“十一五”規劃中的約束性指標，去年萬元單位能耗和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不僅沒有下降，反而有所上升，使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的目標更加難以實現。也有專家引用相關數字進行了佐證：最近20年由于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每年造成的損失相當于ＧＤＰ的7％～20％，在一定程度上說明，我國當前的經濟增長屬于數字增長型，而不是效益質量型，加上我國人均資源極其有限，導致可持續發展的動力不足。也有專家提出，“十一五”規劃要求切實轉變生產增長方式，但沒有很好地落實，追求ＧＤＰ高速增長是帶來2006年所謂三個相互聯系的“過”的根源——固定資產投資增速過快、信貸投放過多、外貿順差過大。因此，要實現經濟又好又快地發展，關鍵在于轉變這種粗放的經濟增長方式。

　　一些專家提出，要改變政府主導的粗放式的經濟增長方式，必須在體制機制上做文章

　　有學者對2003年以來的經濟“過熱”進行了分析，認為原因主要在于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為追求短期ＧＤＰ最大化，一個勁地鋪攤子、上項目，更不惜違反法紀。究其原因，與地方政府擁有過多的資源（如土地）、過大的資源配置權力、扭曲價格體系相聯系。也有專家認為，單純責怪地方政府并不符合邏輯：作為“經濟人”，它們是不得已而為之，是在特定制度約束下的正常行為——在現行財稅體制的壓力和“政績工程”導向下，地方政府理所當然地大力發展能夠給地方帶來財稅的工業（尤其是重

化工業）。因而，歸根到底是體制的不合理。也有專家指出，1993年實行的分稅制改革把事權更多地下放給地方政府，而沒有配之以相應的財權，是造成中央對國有資產、土地約束松弛的部分原因。因此，從體制改革和創新出發，使社會經濟的發展轉上科學發展軌道，已成為當前非常緊迫的任務。

　　目前，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由政府主導向市場主導的條件已經基本成熟

　　有專家認為，無論從市場主體還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格局來看，改變政府主導型經濟增長方式的時機和條件已經基本具備。一些專家則提出，我國高能耗產品之所以能大量生產和出口，是因為其中

能源等要素很大程度上掌握在政府手中，價格太低，而且污染不必支付成本。綜合來看，這種政府主導的、粗放式的經濟增長方式隨著時間的推移，日漸凸顯其弊端，必須有效地加以改變。也有專家指出，要改變我國經濟發展模式，即從數量型轉變為質量效益型，關鍵要理順價格關系，改善對投入和外部性的定價；政府要減少對經濟的直接干預，為經濟發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環境。在此基礎上，有專家提出，必須實現政府主導的經濟增長方式的根本轉變，優化產業結構，并通過出臺重大舉措，解決體制問題。要進一步放松對能源、資源價格的政府管制，推進市場化，這對于增長方式實現“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尤其必要。也有專家認為，在改革的歷史新階段，政府必須界定其作用領域，不僅要提供制度性公共服務和社會性公共服務，也要成為經濟性公共服務的主體：減少對經濟的直接干預，規范市場監管，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政府通過宏觀經濟調控、制訂規劃以及提供經濟信息導向來引導經濟健康發展，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根本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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