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制度創新就沒有比爾·蓋茨

　　國際調查公司佐格比（Zogb y In te rn a tion a l）和公共關系公司463 C omm un ica tion s，于日前對1203位美國成年人進行調查后得出結果：有21％的美國人認為下一個比爾·蓋茨式的高科技資本家，將出自美國，可是，另外27％的被調查者認為，這樣的資本家會來自中國，22％的人認為將是日本人。

　　不清楚這個調查是在什么背景下做的，但在我看來，對于中國內地，比爾·蓋茨式的高科技英雄，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理論上的或然率仍只會是一個夢想。我并不是貶低咱國人的智力，而只是認為，有時候，決定某個人的技術創新能力和企業經濟增長規模的，不是技術本身，而是制度。比爾·蓋茨，他不像國內的某些資本大鱷，“空手套白狼”，“轉騰挪移”就能弄了個億萬家財。之所以能賺錢，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同時也站在創新的最前沿，是知識經濟的杰出代表。

　　諾斯在《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提出過著名的制度變遷理論，他也因此而被授予

諾貝爾經濟學獎，他認為，對經濟發展起決定影響的是制度因素，而非技術因素。這是一個不同凡響的觀點，就以經濟增長的最大要素技術創新來說吧，歷史和現實的經驗都表明，其發展的速度取決于產權制度，正如諾斯所言，“直到現代，不能在創新方面建立一個系統的產權仍是技術變化遲緩的主要根源。”相比，在中國更是如此，研究所、高校里從事科研的人員或許就會碰到類似的事情，一項科研成果出來，往往第一作者是導師，第二作者是導師的人情，第三作者才輪到創新者本人。

　　人在追求自己利益的過程中，必須進行努力，但努力的方式有兩種，一是生產性努力，一是分配性努力，生產性努力是一種創造新財富的過程，相比，分配性努力則是一種將別人財富轉變為自己財富的過程，這種“搭便車”、“坐享其成”的行為，可以說是理性人的本性之一。顯然，如果市場交易制度存在缺陷，產權不清晰，對正當利益的保護不夠，又或者，社會腐敗橫生，公平與正義淪喪，分配性努力能夠輕易地分享生產性努力的成果，那么，生產性努力就會變成不努力，生產者寧愿選擇“閑暇”、“偷懶”，甚至向“分配性努力”看齊。

　　比爾·蓋茨不是憑空產生，不是石頭縫里面蹦出來的，用句很唯物的話講，他是一個社會的產物。如果一個社會的教育制度不公平，又怎么能夠讓最有潛力的人才受到最好的教育？如果一個社會分配不公平、產權不明晰，誰又有積極性去努力創新？美國為什么能出比爾·蓋茨，是因為他們有激勵創新的良好制度和體制。

　　或許有人會說，比爾·蓋茨除了是一個技術創新能手之外，還是一個很會賺錢的人。會賺錢的人才，中國從來就不缺少，古有陶朱公，富可敵國，近代什么徽商、晉商，都是經商的“好把式”，改革開放以后，又有了浙商等。他們努力從草根走向世界，但最后卻仍擺脫不了衰落或者被打壓的命運，徽商、晉商就不提了，就是浙商，成長的過程中同樣經歷過許多磨難。之于未來，他們仍然只是一群扛著財富的小小小小鳥，一不小心就會成為獵人的目標。我想，要實現經濟的可持續增長，要培養出比爾·蓋茨這樣的人才，最重要的倒不是什么技術創新，而是要拿出制度創新的勇氣和魄力。（4G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