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勢觀察■陳文玲

　　改革開放以來，盡管我國消費結構實現了跨越式發展，消費水平不斷提高，消費在促進經濟持續快速增長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但從我國經濟結構和拉動經濟增長的動力看，從與世界平均水平特別是發達國家相比看，我國消費仍處于較低水平，消費不足仍是當前經濟運行中的主要問題，是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遇到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其主要表現為5個“過低”和1個“過高”。

　　一、最終消費率過低，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拉動力呈不斷減弱之勢

　　1978年，我國最終消費率為62．1％，“六五”期間平均為66．2％，“七五”期間為63．4％，“八五”期間為58．7％，“九五”期間為59．4％。2000－2005年我國最終消費率分別為61．1％、59．8％、58．6％、55．5％、53％和52．1％，2005年比2000年降低了9個百分點。我國最終消費率呈現出明顯的逐年降低趨勢，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不斷降低。與世界各國比較，我國最終消費率明顯太低，根據2002年數據，世界平均消費率為79．1％，其中低收入國家的消費率為80．2％，中等收入國家為72．6％，高收入國家為80．3％。我國的消費率比世界平均水平低20多個百分點，比低收入國家和高收入國家都低近30個百分點。

　　我國最終消費率過低，必然使國民經濟增長的動力很大部分來自投資。長期以來，我國投資增長明顯快于ＧＤＰ的增長，2000－2005年我國投資率分別為35．3％、36．5％、37．9％、41．0％、43．2％和42．6％，投資與消費比例失衡狀況進一步惡化。根據世界銀行發展報告，2000－2002年世界平均投資率為22．5％、21．4％和19．9％，在2002年低收入國家投資率為21％，中等收入國家為25％，高收入國家為22％，我國投資率顯然過高。

　　二、居民消費率過低，居民即期消費意愿和消費行為受到較強的壓抑

　　主要表現：一是居民消費占ＧＤＰ的比重即居民消費率不斷下降。我國1978—1989年居民消費率平均為51．3％，1990年以后逐年降低，2005年降到38．2％，15年下降了11．5個百分點。而在2000年世界居民消費率就達到62％，低收入國家為69％，下中等國家平均為56％。二是居民消費占最終消費總額的比重不斷下降。1997—2005年居民消費占最終消費的比重從80％下降到73．3％，政府消費占最終消費的比重則從20％上升到26．7％。而世界居民消費占最終消費比重在80％以上。三是居民消費傾向較弱。上世紀90年代以后，我國居民消費增長比ＧＤＰ年均慢1．9個百分點，居民邊際消費傾向徘徊在0．5—0．6區間，即居民每增加1元收入，只有0．5—0．6元用于消費。消費在居民總支出的比重從1978年的62．1％下降到1997年的50％，到2005年這個比重降至39．2％。

　　三、農村消費水平過低，城鄉之間消費能力、消費水平和消費規模的差距越來越大

　　一是城鄉收入水平差距拉大。1978年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為2．57∶1，近十幾年來差距迅速擴大，2000年至2005年，我國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分別為2253．4元、2366．4元、2475．6元、2622．2元、2936．4元和3255元。城鄉收入比2000年為2．78∶1，2001年為2．90∶1，2002年為3．11∶1，2003年為3．23∶1，2004年為3．21∶1，2005年為3．22∶1，二者差距逐年擴大。二是城鄉消費水平差距拉大。1978年，全國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水平為138元，城鄉消費水平之比是2．9∶1，1990年擴大到3．0∶1，2000年至2005年連續六年保持在3．6∶1左右。從城鄉居民消費構成來看，2000—2005年，城鎮居民消費比重由60％上升到67．1％，而農民消費比重則由40％下降到32．9％，六年下降了7個百分點。三是城鄉市場規模差距拉大。1995年城市與農村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分別為12376．7億元和8243．3億元，城市是農村的1．5倍，而到2005年，這一差距擴大到2．04倍，農村市場消費品零售總額占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不足25％。四是城鄉居民恩格爾系數差距拉大。2005年，城鎮居民的恩格爾系數降低到36．7％，而農村居民的恩格爾系數為45．5％，這個數字比1990年擴大了4．2個百分點。

　　四、中產階層人群比重過低，尚未形成成熟的大眾消費社會和有強勁購買力的可持續消費能力

　　形成以中產階層為主體的消費者群體，是產生可持續消費需求的基礎，近年來我國中產階層雖然正在產生并得到擴大，但總體上看，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在這方面的差距也很大。一方面，中產階層家庭占家庭總數的比重很低。據有關統計，2005年我國僅有13％的家庭步入中產階層，預計到2010年這個比重才能達到25％。另一方面，中產階層的消費率近年來也出現大幅度下降。據有關機構調查，我國中產階層消費率從1985年的91％降至2005年的75％。據國家統計局數據，城市中等收入階層，戶均全部財產只相當于大中城市一套經濟適用房的價值，也就是說，購買一套經濟適用房，將耗盡城市大多數中等收入家庭的全部財富。

　　在世界發達國家和地區，中產階層是形成成熟大眾消費社會的基礎，是具有強勁購買力的主體。美國、歐盟、日本等國家和地區，中產階層占社會家庭總數的比重都在70％以上，除了房產之外，可增殖的財富、可永久性保存的財富擁有量很大，加上社會保障體系的支撐，這個群體是市場消費的主體，是產生可持續消費需求的最主要來源。

　　五、信用消費水平過低，我國即期消費需求主體實質上是有購買能力的現金消費能力

　　我國從1997年開始發展消費信貸，到2006年7月末，全國消費貸款余額達到22070億元，占人民幣貸款余額的10．2％。在各項消費貸款中，住房貸款和汽車貸款余額分別為18547億元和960億元，分別占全部消費者個人消費貸款余額的84％和4．4％；短期消費貸款和中長期消費貸款分別為1366億元和20704億元，分別占全部消費貸款的6．18 ％和93．81 ％。這意味著，在我國接近7萬億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中，信用消費的比重是極低的，扣除84％的住房消費貸款或93．81％的中長期消費貸款，用于即期其它消費的信貸消費不足消費總額的2％。

　　靠消費拉動經濟增長的美國，1945年消費信貸在美國個人消費開支中只有4．7％，1979年上升為25％，目前這個比重已經達到1／3以上，美國消費信貸規模已經超過14萬億美元，比全國經濟總規模還多1萬億美元。2005年，美國消費貸款余額達到21559．96億美元，是我國包括住房貸款在內的消費貸款余額的10倍多。

　　六、居民儲蓄率過高，居民支出構成中消費與儲蓄的比例失調，即期消費需求受到強烈“擠壓”

　　1990—2005年，我國城鄉居民儲蓄存款余額從7119．8億元增加到141051億元，年均增長22％。人均儲蓄存款余額從623元增長到10787元，年均增長20．9％，人均儲蓄年均增加速度比人均收入高7個百分點。資料顯示，1995年我國國內儲蓄率為42％，1997年為45％，2005年高達51％。而全球平均儲蓄率僅為19．7％，美國1950—1971年期間，儲蓄率在8％上下浮動，1972—1992年間儲蓄率在8％—10％之間，1992年之后儲蓄率迅速下降，到1998年降到2％，2005年下半年，美國總體家戶儲蓄率下降到1．1％。

　　居民儲蓄高速增長為我國經濟發展提供了充裕資金，但我國儲蓄率過高，也意味著居民支出構成中消費與儲蓄的比例失調，即期消費與未來消費比例失調，說明消費者有限收入用于儲蓄，以支付消費者生命周期中未來消費的部分過多，其結果導致即期消費需求受到抑制，同時巨額儲蓄也成為高投資的重要因素。

　　我國消費中存在的5個“過低”和1個“過高”，有歷史形成的原因也有現行的政策原因，除了投資與消費失衡、即期消費能力與遠期消費能力失衡外，主要原因還有以下六個方面：

　　第一，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不足，加大了居民未來的消費支出預期。特別是在教育、醫療、社會保障和住房等方面公共服務不到位，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不足，導致居民風險防范型儲蓄動機不斷增強。

　　第二，稅收制度設計不合理，直接稅比重過低，間接稅比重過高，不利于促進消費能力的釋放。我國稅種從1952年的16個發展到目前的25個。直接稅收入所占比重從1952年的50．6％降至28．1％，間接稅收入所占比重則從49．4％上升到了71．9％。我國與消費有關的稅種有5個，分別是間接稅中的

增值稅、消費稅、營業稅、關稅和直接稅中的

個人所得稅。1994－2004年這5個稅種所占比重約為77％，其中，間接稅所占比重平均高達71．8％。

　　第三，就業不足、收入水平低、中產階層少，導致有購買力的消費需求不足，也是消費不足的重要原因。中國目前仍是個低收入的國家，從人均收入水平看， 2005年中國人均收入水平為1730美元，僅為美國的4％，以購買力平價衡量，也僅為美國的15％；從人均社會財富來看，中國僅為美國的1．8％，人均財富僅為9387元。2006年我國新增勞動力達到峰值，勞動力增量有1700萬人，全年城鎮需要安排就業約2500萬人，勞動力供大于求1400人。

　　第四，城鄉二元結構是導致農村消費不足的根本原因。長期以來，我國城市和農村采取兩種不同的制度安排，人口政策、社會保障政策、商品糧政策、投資政策和力度等差距相當大，導致農村消費環境和消費能力與城市差距越來越大。

　　第五，現代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嚴重滯后，是信用消費水平低和消費環境差的根本原因。市場經濟是契約經濟，契約產生預期效果的基礎是信用，我國市場經濟秩序混亂，信用消費水平過低，都與我國尚未建立完備的社會信用體系有直接的關系。我國目前僅有

人民銀行建立的個人金融信用數據庫，還沒有包括涵蓋多方面社會信用信息的信用產品，還沒有形成真正意義上的征信國家。

　　第六，各階層之間收入水平差距過大，分配體系總體結構失衡。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居民收入水平有了較大提高，但不同社會階層之間、不同行業之間、不同地區之間、城鄉之間收入差距不斷擴大，貧富懸殊。我國基尼系數1981年是0．288，1990年為0．343，1999年0．397，進入2000年之后，基本上在0．4以上，目前已經接近0．5，超過了國際警戒線（0．4）。

　　經過28年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我國經濟已經從供給約束型經濟轉向需求約束型經濟，這就要求必須把擴大有支付能力的國內最終需求，作為經濟增長的基本立足點。必須堅持擴大內需的方針，正確處理投資和消費的關系，實施積極的消費政策。應把增加城鄉居民收入特別是增加農民收入、擴大城鄉居民消費特別是擴大農民消費，作為擴大國內最終需求的重點。著力提高最終消費率、居民消費率、農村居民消費率，提高中產階層人群的比重，提高信用消費的比重。還應從強化政府公共服務職能入手，加快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強化政府社會保障職能，以逐步降低居民儲蓄傾向，保持居民儲蓄適度增長，以擴大即期消費需求。適當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建立居民收入與經濟發展同步增長機制，保持居民收入增長與經濟增長同步，逐步改變長期以來居民收入增長慢于經濟增長的狀況。進一步調整和完善消費政策，加快建設現代社會信用體系。大力發展生活服務業，提供豐富完善的服務，進一步釋放居民發展型、享受型等高端消費需求。形成投資和消費對ＧＤＰ增長的雙拉動，實現擴大消費與經濟增長的良性循環。

　　（作者單位：國務院研究室綜合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