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如何在加強宏觀調控的過程中讓中央的權威性與地方發展的活力相和諧是一個值得人們考慮的問題。只有充分發揮二者的能動性才能使政令暢通，才能使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發揮出應有的調控效果，熨平經濟波動曲線，讓國民經濟快速平穩地發展。

    嘉賓 周天勇 策劃 張立棟　采訪見習記者 張媛源 實習生 李萍

    近日，中共中央黨校教授周天勇就中央權威與地方活力如何協調的問題接受了本報記者獨家專訪。

　　記者：周教授，您數次提到了以往宏觀調控存在“一收就冷，一放就熱”的怪圈。那么，目前的宏觀調控是否已經走出了這個怪圈？還存在哪些顯著問題？在這中間，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關系又是怎樣的呢？

　　周天勇：我認為，目前宏觀調控中存在如下一些問題：首先，一嚴格控制就冷，產生經濟下滑、失業率上升、生產過剩等問題；一放開又會導致經濟過熱，銀行的貨幣投放量增大、增長速度過快，投資過快，過熱了就用系列辦法抑制，過冷就開始放松，實際上一直沒有走出怪圈，形成了惡性循環。

　　其次，我們在向市場經濟轉軌，但調控的方式仍以行政手段為主，很多時候是通過“打招呼”等關系途徑而不是市場經濟國家通常所采用的調節辦法。

　　此外，我注意到一些部門在每次宏觀調控中都趁機擴展自己部門的利益和部門權力，例如設置一系列的審查、審批項目。這是伴隨著一些部門升格和新的行政管理部門設立越來越多和越來越細等問題而來的，它們在宏觀調控中總是想加大自己的權力與利益。由此導致中央的宏觀調控通過一些部門時被歪曲了，實質上，有時其調控形成的并非中央原來調控想體現的意圖。中央在宏觀調控中要求各個部門加強管理，而各部門利用機會擴張權力和利益，導致很好的政策形成了很糟糕的結果。

　　這一點深層次的原因是什么呢？過去在計劃經濟時期，中央的各個部門在市場尋租方面得到的利益相對比較少，可以說幾乎沒有。現在值得注意的是，在市場經濟中，如果政府的各個部門權力跟市場經濟中的利益相結合，其利益與部門主導的立法結合，與部門自己頒布的不經過人大審查的條例相結合，就會導致“機構”腐敗和“合法”腐敗。

　　我們的宏觀調控部門是從計劃經濟轉過來的，在改革過程中撤銷了一些直接管企業和管生產的產業管理部門，這是我們比前蘇聯改革成功的一個重要方面。但是，在轉軌的過程中，形成一個怎樣的中央宏觀調控的部門格局，我們并沒有現成的經驗。改革開放以來，為了加強市場監管，我們設立了太多太細的部門，這是否科學和正確，我認為有待于實踐的檢驗。目前，建設公共服務型的政府，其中一項重要的內容就是市場監管。但是，怎樣監管，成立多少監管機構才合適，用什么方式監管，我們心中并沒有數。從現在來看，以加強市場監管為由，形成過多的機構，可能會給創業、就業、投資、經濟活力等形成一種災難。

　　記者：針對這些問題，應該采取怎樣的手段有效改觀？

　　周天勇：我認為，宏觀調控必須堅定不移地向市場經濟邁進，不能違背市場經濟的大趨勢。要研究符合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建立在市場規則和基礎的科學的宏觀調控，才能持久并且走出宏觀調控惡性循環的怪圈。在市場經濟大的體制下，用帶著很強的行政管制的色彩的計劃經濟的方法進行宏觀調控，結果很可能走不出宏觀調控的惡性循環。

　　具體來說，國家的宏觀調控主要可以分為以下幾個方面：一是中央管大的發展戰略、總體規劃和產業布局；二是宏觀調控中，中央管總量，比如總體價格水平、總失業率水平、排污總量控制、資源消耗總量等等；中央應用這些總量指標的形式來對地區進行嚴格的考核。避免中央各個部門去審批每一個項目、每一段路、每一畝地，這種宏觀調控的方式肯定不是市場經濟所應有的。

　　這里還有個很重要的方面是數據來源問題，我認為中央必須用非官方的中立調查機構進行數據采集和統計，觀測地方上失業率、污染情況等數據，對地方進行約束，而不是通過地方統計局上報。

　　此外，中央必須更好運用貨幣政策，充分發揮它的作用。市場經濟條件下，貨幣政策的作用非常重要，比如基準利率、銀行存款

準備金率、公開市場操作等，這些手段都能有效調節貨幣總量。還有，要利用財政政策的放和收調節宏觀經濟。經濟過冷時采取擴張的財政政策；經濟過熱時就收縮財政，至少不要搞那么多財政赤字和債務。在稅收方面，主要包括稅收總量和稅收結構。經濟過冷時，國家通過固定資產抵扣刺激投資者；經濟過熱時，增加稅收加以抑制。比如若“熱”，在建設方面，就開征建設稅，對其定能有所抑制。再加上貨幣政策。經濟的過冷和過熱一定應用財政、稅收和貨幣三種符合現代市場經濟的辦法來調節，要學習好、實踐好，逐步地完善這些手段。

　　用一個學者的話說，在發展市場經濟的今天，單單從行政的手段來加強宏觀調控是沒有出路的，而且損失會很大。

　　記者：我認同您的觀點，的確，單純用行政手段進行宏觀調控會帶來很多負面影響，至少不符合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但是，以往人們對于這樣的負面影響究竟體現在哪里卻并不是十分清楚。

　　周天勇：簡單說，中央各部門如果管的太多太細，從信息對稱、調控成本、時間和效率、地區差異性等方面看，都是不現實的，而且容易造成權力的尋租和腐敗。

　　要說具體的體現，那首先是信息不對稱。中央到地方信息鏈條太長，這個過程中中央無法知道土地怎么配置才是最有效的，容易造成決策失誤；其次，是中央具體調控的成本太高。還有就是時間效率問題。如果每個項目都要拿到有關部門審批，這中間的時間跨度太長，也不具備可行性。此外，各個地區之間存在各種各樣的差異決定了中央無法劃定統一的標準進行具體管理。第五個原因是，如果中央各部門管的太多太細太雜，也容易導致權力尋租。經濟活動的審批設置越多，越容易導致腐敗。中央各部門不宜設太多審批和監管部門，應該采取大衛生、大商務、大建設、大交通、大文化、大教育、大農業、大

能源等體制，合并應該合并的機構。現在質檢和工商打架，規劃和土地打架，這樣的部門太多了。中央這級許多監管部門是財政供養，省級一下很多監管部門都是采取收支兩條線，“自收自支”，于是宏調過程中，行政部門的權力和利益就被三次放大。第一次放大，是每加強一次宏觀管理，中央一些部門就多設置審批項目、執法范圍，收費項目，擴大罰款的空間；第二次放大，是各地自己執行罰款收費的設計時，又提高標準加以擴大；第三次放大是執行時，就高不就低，加上吃、拿、卡、要。所以整個宏觀調控和市場監管的公正性和正義性就在從中央到地方在各部門具體執行過程中被扭曲了。

　　記者：您一直堅持的一個觀點就是要讓行政權利和利益分隔。行政與利益的邊界模糊是導致民間經濟活力不足和投資效率低下的根源，同時，也是中央和地方博弈的關鍵點。您怎么看？

　　周天勇：目前的現狀是行政和利益相結合，執法和收費相結合，在這種情況下，必然會歪曲中央的監管，導致收錢放行，實質上根本達不到監管目的。試想，當一個行政、執法和司法機構，在他利用公權時，當他們執法時，如果與金錢相結合，還能公正和正義可言嗎？至少公正和正義會大打折扣。因此，可以稱這種現象為機構的腐敗和合法的腐敗，它是宏觀調控的管理鏈條中會造成很大的負面影響，而且是最為危險的。

　　如何解決這些問題？前面提到了，一是合并相關的行政執法重疊機構，二是執法部門和行政部門要由財政供養，廢除收費和收支兩條線、超收獎勵和罰款分成體制。話如果說重一點，這種體制將政府的一些執法部門變成了搶劫者。如果這點不進行根本改變，宏觀調控中的所謂市場監管就沒有廉潔、公正和正義可言；三是，人大對政府各個部門形成制約，一方面主要是各部門立法要中立化，清理目前的一些充滿審批、收費、罰款和為錢而執法的法律，人大應該用《憲法》來審查各個部門的條例，政府各個部門的條例也要由人大進行審查和批準。四是，中央、地方要有明確分工，但中央實施管理上進行總量指標的考核，具體宜少不宜多，宜粗不宜細。中央要提出各項指標，地方人民群眾和人大用這些指標去考核當地政府及其各部門，把黨中央的意圖與人民代表的民主結合起來，形成對地方政府的制約，如投資、污染、資源節約等約束性的考核和評價。在黨的領導下通過地方上的人大來貫徹中央的意圖，按照市場經濟的方向走。

　　比如，要制定一系列的地方建設投資比率等標準，通過地方人大對政府投資規模、項目等內容的審查和批準，來制約地方政府的投資沖動。還比如，要強化農民對土地的權利，理順土地體制，加大人大對土地出讓等方面的審查等等，來抑制地方政府推動的

房地產的過熱。

　　最后一句話總結為，要科學地按照市場經濟的原則、規律進行宏觀調控。發展有科學發展觀，調控也需要有科學的調控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