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價值規律到公共財政

　　——記著名財政經濟學家賈康教授

　　賈康博士，生于1954年7月。下過鄉、當過兵、進過工廠，1977年考入北京經濟學院(現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政治經濟學專業。后考入財政部科研所研究生部，獲得碩士、博士學位，從1985年至今在財科所工作。現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中國財政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財政研究》主編，北京市人民政府特聘專家，福建省人民政府和安徽省人民政府顧問，西藏自治區人民政府咨詢委員，中國人民大學、南開大學、國家行政學院、廈門大學、天津財經大學、西南財經大學等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層次學術帶頭人。他的主要著作10余部，公開發表論文、文章700余篇。他與白景明合作的《縣鄉財政解困與財政體制創新》(《經濟研究》2002第2期)，于2003年獲第十屆孫冶方經濟學獎。

　　寒窗苦讀

　　賈康早年的求學歷程顯得十分坎坷。他1954年出生于江城武漢，一歲多時他隨父母到北京，在首都讀到小學五年級，那時便開始了“十年浩劫”。此后的教育則基本是靠自學來完成的，經歷了兩年初中，一年是在北京“復課鬧革命”，另外一年則是隨父母去湖北沙洋“五七干校”后，在漢江邊的一所鄉村小學“戴帽”初中班讀書，這期間除了認真學習《毛澤東選集》等政治讀物外，主要是約略學到了一些初中數學基本知識，從正負數概念到解一元二次方程的公式。

　　此后，他在江西度過了三個年頭的軍旅生活和在北京礦務局當了五年工人。在那個“工農兵占領大學”的年代里，強烈的求知欲和上進心并沒有能夠把“無后門可走”的他送進大學，于是他就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時間，在工作之余、包括上下班乘坐公共汽車的時間，如饑似渴地閱讀著馬列、魯迅著作和可借到的各種各樣的“舊書”，這些精神食糧給他打下了一定程度的“知識儲備”和良好的人格基礎。終于，“文化大革命”結束了，他通過勤奮的自修和對解析幾何等課程的突擊補習，在粉碎“四人幫”后恢復高考的第一年，按第一志愿考入了北京經濟學院政治經濟學系。考上大學時，他“高興得把手中抓著的外衣拋向天空”，頗有點 “范進中舉”的感覺。

　　賈康走入闊別多年的校園，帶來了多年以來的期望、夢想以及自學過程中難以解決的問題，于是他遠離社會的喧囂，更加如饑似渴般地泡在圖書館、閱覽室和教室，盡可能地汲取知識養分，并最終以八個學期各門考試課程全優的成績完成了充實的大學生活。同時，多年辛勤的學習和筆耕也鍛煉了他的寫作才能，除了能夠使自己的文字發表在校園的小報上以外，對他今后的研究工作也開始鋪下基石。經過大學四年學習，他完全可以找一份令人羨慕的工作，開始享受生活，然而他并沒有止步，而是繼續努力考入了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我國最早開辦研究生部的部委研究機構，攻讀碩士學位研究生，以期在研究經濟理論的基礎上深入了解部門經濟問題。多年的努力沒有白費，賈康終于走上了一條對于財經理論和政策深思求解的研究之路。

　　步入實踐

　　賈康進入財政部科研所讀研究生的目的，是希望將經濟理論與實際經濟部門的運作結合起來研究，通過理論聯系實際達到“融會貫通”的效果。的確，在這里給他增加了許多了解國家機關工作狀態和深入基層調研的機會，能夠將“務虛”與“務實”較好地結合起來。

　　在長期的理論學習與思考積淀的基礎上，賈康的學術論文《論廣義、狹義價值規律》于1984年發表于經濟學界當時最具權威性的刊物《經濟研究》雜志，并以重點文章的規格刊出。不久，他只身一人在對江蘇進行了近兩個月的調查研究。

　　那時的交通遠沒有現在方便，從南京到常州，到無錫，到南通，再到鎮江，需要坐火車、轉長途汽車、倒江輪，路途艱辛，他幾次因病發燒到近40C°，但總是就近找一家醫院打完退燒針，便重新繼續調查的日程。這期間，他先后去了幾十個工商企業、鄉鎮企業，走訪了所到各個城市的財政部門和有關綜合部門。他的調查報告和一系列文章也先后在刊物上發表。其中，介紹常州市綜合財政工作的報告，后來在財政系統被稱為“常州經驗”。多年的生活積累和不斷的求學，使他對于中國社會、中國經濟、中國的歷史與未來，充滿著思考和探索。使他日后在實際問題的考察和對經濟理論的思索中，能夠不斷找出現實運行中的問題和提出有份量的獨到見解。

　　洋為中用

　　八十年代，恰逢國內掀起出國留學的熱潮，賈康雖沒有出國留學的計劃。但也從未放松過外語學習。由于有著良好的英語基礎，1988年夏天，由于一個偶然的機遇，他順利地申請到了每年只在全球資助兩人、入選率極低的美國亨氏基金進修項目，去匹茲堡大學進修一年，期間費用完全由亨氏基金承擔。

　　在大洋彼岸，他抱著“振興中華”的愿望，像海綿吸水一樣地努力學習有用的知識與方法。除財政經濟方面的學習調研之外，還盡可能參加了各種學術交流、社會考察，足跡所至，包括東、西海岸若干大城市，以及弗吉尼亞與夏威夷。他好奇、悉心地體察美國這個“頭號發達國家”的現狀、歷史、發展趨勢、社會組織、市場運行、政府職能、科研狀況、文化特點。國外的進修生活使他眼界和思路大為開闊，也使得他對“中國國情”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一年期滿時，亨氏項目對賈康的進修十分滿意，還有不少熟人勸他留下攻讀博士學位。但他回國意向已定，他“不愿在四、五年后使自己為已為數不少的海外華人增加一個與中國情況相當隔膜的經濟學博士”，因此在對回國后的一些現實困難作了較充分的思想準備后，便毅然踏上歸途，如期歸國。隨身帶有在美完成的《美國財政體系的特點及其對我國財政改革的啟發》研究報告中英文本，并托運回國四大紙箱書籍資料。

　　“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回想起來，如果沒有他在美國的學習，以及后來對德國、法國、英國、瑞士、俄羅斯、澳大利亞、加拿大、意大利、瑞典、韓國、日本、加拿大、巴西、匈牙利、波蘭等幾十個國家訪問、研討的經歷，他對中國的國情可能很難有全面和透徹的了解，他的研究成果也可能無法這么契合地對應于中國經濟發展的實際。

　　大器漸成

　　賈康在經濟學界應屬于出道較早者，但他心態上并不“急于求成”，也確實在一段時間內，由于種種原因，雖成果不少，但“進步不快”，遲至1993年得以評為副研究員。其后，有大器漸成的態勢和軌跡。1994年擔任財科所副所長，1995年破格晉升為正研究員，同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層次學術帶頭人。1998年被評為博士生導師。2001年5月出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成立以來最年輕的所長，并出任中國財政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財政部高級技術職務評審委員會副主任，《財政研究》主編。先后被多家地方政府、高校聘為顧問或兼職教授，并多次參加國家經濟政策制訂的研究工作，2002年6月24日受朱镕基總理之邀和2003年6月27日、2004年5月18日受溫家寶總理之邀座談經濟工作，被媒體稱之為"中南海問策"。2005年夏季，曾先后兩次應邀參加溫總理主持的經濟形勢和“十一五”規劃思路專家座談會，建言獻策。他還多次主持國家級、部委級課題和國際合作研究項目, 在宏觀經濟政策、國民收入分配、財政基礎理論、財政體制改革與稅制改革、國有資產管理體系和國有企業改革發展和公共財政理論與政策等方面，都頗有建樹。

　　賈康并沒有因為紛繁復雜的行政事務和頭緒甚多的社會活動而停止對經濟理論和財政政策的深入研究，相反，這些活動促進了他以更大的熱情和獲取更豐富的實踐信息投入學術研究，形成了大量具有開拓精神和創新意識的科研成果。這些成果受到了國務院有關方面和財政部領導的重視與肯定，也獲得了學術領域的高度評價。

　　其代表作多次受到全國性機構及國務院系統和財政科研系統的獎勵。其中與白景明博士合作《縣鄉財政解困與財政體制創新》(《經濟研究》2002第2期)，獲2003屆孫冶方經濟學獎。與方曉丘教授合作《深化財政改革的構想》(《財政研究》1989年第2期)獲全國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十周年理論討論會論文獎；《關于我國宏觀經濟不穩定的制度性原因》(《財貿經濟》1994年第6期)和與白景明合作的《財政與發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獲全國財政科研成果一等獎。其主要代表性論文還有《市場取向的改革與改革的配套》(《財政研究》1993年第4期)；《我國財政收支平衡政策的歷史考察》(《中國社會科學》1993年第2期)；《中國政府收入來源及完善對策研究》(《經濟研究》1998年第6期)；《我國國債的適度規模與現實規模》(《經濟研究》2000年第10期，與趙全厚博士合作)等。

　　現在，賈康已經成為國內學術界和財經領域內財政經濟理論和政策研究的著名專家。他奔走于我國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大業，力求在其中貢獻自己的智慧、才華和熱忱。在他的內心深處，實現人生價值的目標是在構建

　　撰稿：李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