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更應是文化的靈魂

　　制度更應是文化的靈魂

　　———讀《大學校長的稟賦》有感

　　讀者有話說

　　·編者按·

　　中國處于一個偉大的變革時代，遺憾的是我們缺少更多偉大的思想者。大學作為民族和人類思想的載體，今天卻靈魂迷茫，精神黯淡。本報策劃“追尋缺失的大學精神”系列正是召喚那種逝去的靈性和靈魂。姚國華先生為我們撰文《一個民族需要關注天空的人》、《大學校長的稟賦》，他觀點犀利甚至充滿“情緒”，正確與否，唯有討論方見真知。拋磚引玉亦為姚先生之初衷。文章既出，評者日眾。此次，方先生與姚先生論道，以期討論能日益深入。

　　文/方亮

　　近日拜讀姚國華先生《大學校長的稟賦》一文，心有幾言，欲一吐而后快。縱觀整篇文章，作者似乎是通過否定現實而為自己構思一個“蘇格拉底”式的大學校長作鋪墊。我明白姚先生要談的是大學校長應當具備的文化修養。但我仍要從根本邏輯上展開質疑。

　　姚先生這篇文章，對中國大學教育領域中文化的缺失和物質化泛濫的現象有著全面和深刻的認識，對此我也感同身受。但我不認同作者將這些現象歸于為大學校長的文化修養，亦或更為深層次的“文化”缺失，即姚先生所言的“制度的靈魂是文化”。在此，我也鮮明提出我的觀點：文化的靈魂是制度。

　　對文化的理解，與其理解為知識與技能，我更傾向于將其解讀為文明化。所謂“化”，是指一種進程，所謂個人、國家、社會的文化，亦可解讀為其走向文明的進程。而推動整個世界的文化(即文明進程)發展的內在動力，絕不會是文化(文明進程)本身。那么它的動力在哪里？在姚先生的文章里，我看到他對一個大賢大智者橫空出世的渴望，或者對當權者、在位者的思想化、哲學化提升的希冀。其實質是希望產生有文化修養者的“領袖”，從而影響更多人，改變更多人，從而重塑國家的大學精神，進而重塑國民精神。從學理上歸結，作者恰好是希望通過一種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來重新建立一種秩序，從更深層含義上，作者正不自覺的認為制度是文化的根源。

　　而我認為，目前的現狀，最為根本的是正式制度而非非正式制度的缺失。為什么許多華人學者在國外能勤懇做學問，安心著文章，一回國內卻陷入了名利和焦躁中無法自拔？為何許多來華

留學生在本國能夠安守秩序，在中國卻和許多國人一樣不遵守交通規則？同樣一個人，在不同制度的國度里，卻表現出了截然相反的價值取向，這和文化沒有必然的關聯，根本原因恰恰是缺乏外部正式制度的硬約束。

　　說制度是文化的靈魂，是因為一個平等、自由、公正的制度是文明進程中“善的靈魂”，它能促使社會向文明化前進。而一個野蠻的制度卻是文化的“惡靈”，甚至可以摧毀文化。一個制度不足，特別是正式和非正式制度都不足的社會里，文明進程的方向是不明確的，而處在這種狀態下的社會，其表現出來的恰恰是物質財富配置的嚴重不平等、思想文化領域的混亂、以及公眾信仰的缺失三種現象互相交織在一起，互相影響，糾纏不清。所以說，與其批評中國這一代人缺乏文化歸屬感，倒不如說目前中國社會的文明進程的方向不定造成了國人內心沒有明確的文化感，而這背后，卻都是制度建設不健全惹的禍。

　　與其靠某些人的文化修養甚至樹立權威來彌補目前缺乏的大學精神甚至中國精神，到不如致力于推動一個宣揚平等、自由、正義的社會秩序的建立。而這種秩序，更是一種各個個體自身自省、互動博弈的結果，這也正是哈耶克“自發秩序”的含義之一。正是“人類的必然無知性”，所以創造或者推出權威未必是一種有利于文化，即文明進程的一種制度安排。提倡人們熱愛自由、平等，執著于公平、正義，要比任何的“權威”，任何的“修養”都要重要萬倍。這種制度建設不一定源于大學精神，卻能使大學精神更富內涵、更有包容、也必更具生命力量。

　　一種制度決定了一種文化的發展與消亡，也許當年雅典公民們投票處死了蘇格拉底的時候，已經預示著“多數人暴政”的制度安排將引向雅典文明走向沒落。即使如此，我還是非常認同姚先生所言的“文化修養”在個人身上的加強，雖然這種做法很難推動整個社會的根本改變，但是至少使一些人改變了他們的人生觀和價值觀，這也算是某種意義上的帕累托改進吧。

　　關于

中國經濟學者，我覺得，的確有一些人只能稱之為偽經濟學者，但是大多數特別是老一輩經濟學者還是很值得愛戴和尊敬的。當前社會廣泛誤解經濟學，一方面，經濟學特別是應用經濟學與當前社會聯系的緊密性和社會科學特有的非精確性，導致“做的多，錯的多”。另一方面，經濟學結論被大量應用，而經濟思想不能有效傳播。經濟學吸引我之處，倒不在于其對資源的配置，而在于其對人的經濟行為研究中閃爍的哲學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