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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論“產能過剩”治理的基點日前有關部門發布的2006年上半年經濟運行數據表明，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過快已經成為當前宏觀經濟最為關鍵的問題。由此，未來一段時期宏觀經濟政策的核心內容是調控投資過快增長。然而，關于當前再次凸現的固定資產投資過快增長所反映出的本質性問題、根源及政策有效性等等，目前存在著不同的認識，進而必將導致宏觀調控政策的實際組合及其最終效果出現較大差異。一、關于對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過快所反映出的本質性問題的判斷作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投資在本輪經濟周期中，充
當了我國經濟在上升通道運行長達三年之久的主要動力。2006年上半年，固定資產投資再次以29．8％的高速度驅動了ＧＤＰ10．9％的高增長，使人們對未來經濟運行產生了極大的憂慮，擔心我國經濟出現新一輪的經濟過熱及通貨膨脹。應該承認，這種憂慮是符合經濟學邏輯的，這是因為，一般而言，投資增長意味著市場需求規模的擴大，而需求擴大必然導致經濟增長速度的加快和價格水平的上揚。但筆者認為，該觀點并未觸及到長達三年之久的固定資產投資過快增長的本質性問題，即產能過剩問題。2003年，我國經濟出現了本輪經濟周期的第一次局部過熱。為降低局部經濟過熱，宏觀調控部門采取了以“信貸”和“土地”雙閘門為核心的宏觀調控政策。到2004年第四季度，宏觀調控取得了一定效果，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速度降為26．8％。然而，其后的固定資產投資依然處于25％以上的高位增長態勢。2005年底，有關部門在深入調研的基礎上，作出了“產能過剩”已經成為影響我國經濟運行最重要因素之一的結論。產能過剩治理問題一度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2006年伊始，人們預期的經濟下滑、通貨緊縮、失業加重等問題并沒有出現，相反，在高增長投資的帶動下，經濟繼續保持活躍狀態，物價穩定，一些行業的產能過剩也日漸趨緩。于是，產能過剩逐漸淡出人們的視野。究竟如何看待固定資產投資高增長下的經濟走勢呢？我們首先來看2003年以來幾個重要指標的變化狀況：（1）ＧＤＰ增長。2003－2005年分別增長9．1％、9．5％、9．9％；2006年上半年同比增長10．9％。（2）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2003－2005年分別增長27．7％、26．6％、27．2％；2006年上半年同比增長29．8％。（3）價格水平。2003－2005年居民消費價格水平分別增長1．2％、3．9％、1．8％；2006年上半年同比增長1．3％。從上述三組數據可以看出，前兩項指標的高位運行態勢和價格水平的低位運行態勢之間出現了嚴重的背離。如果按照慣性發展，在未來一段時期內，可能會出現固定資產投資高增長帶動下的經濟增長速度進一步加快，但價格水平繼續保持在低水平運行態勢。這種背離不僅和關于“我國經濟可能會出現過熱和通貨膨脹”的憂慮相矛盾，而且違反經濟學基本原理。那么，原因何在呢？筆者認為，人們擔憂經濟過熱及通貨膨脹發生的一個重大缺陷，是強調了固定資產投資和經濟增長速度及價格水平之間聯系的直接性，而忽略了它們之間的傳導機制，而且，在長期內，傳導機制將決定宏觀經濟的基本走勢。本輪經濟周期起始于一些重化工業行業的投資過熱，并首先在這些行業出現了產能過剩。2006年上半年以來，固定資產投資的主要方向也主要集中在該類行業，因此，過快的投資增長必然會產生兩種效應：第一，積極增長效應。表現在：（1）投資增長，特別是住宅投資的增長，直接催動了個別重化工業行業的市場需求規模擴大，從而使需求規模得以擴大，行業的產能過剩得到一定程度上的緩解；（2）投資的增長直接帶動了ＧＤＰ的高增長，形成了經濟繁榮狀態。第二，消極效應。產能過剩的根本性緩解要依賴居民的最終消費能力，而投資的高速增長在短期內對居民的最終消費能力不會有太大的改善，甚至會削弱居民消費能力。而且，重化工業行業投資的高速增長，在整個生產鏈條上，主要表現為不同類中間產品生產能力的大大增加。尤其是在一定時期內，生產能力和居民最終消費能力均具有自我強化傾向。生產能力和居民最終消費能力的背離，使得產能過剩再次大規模爆發的風險大大增加。綜合上述，可得出如下結論：當前，在高速增長的固定資產投資和經濟過熱及通貨膨脹之間缺乏真正意義上的必然連接通道；2006年年初以來產能過剩的緩解只是固定資產投資高速增長產生的一種假象，如果更為長遠地看，防止產能過剩出現陡然嚴重惡化應成為宏觀調控的根本所在。事實上，前述的價格水平和其他三項指標變化趨勢背離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出現產能過剩行業的價格水平仍呈下行趨勢，抵消了總體價格水平的上揚。二、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過快的兩個基本根源本輪經濟周期中，固定資產投資不僅已經保持了三年的高增長態勢，而且在現階段呈現出加速趨勢。這一過程中，不僅包括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在內的常規性宏觀調控政策收效甚微，而且，具有強烈行政性的“信貸”和“土地”政策也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固定資產投資的過快增長趨勢。研究這種宏觀調控政策的低效性，首先要對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過快的內生根源進行深入考察。第一，重化工業的自身特征在客觀上決定了固定資產投資高速增長在較長時期內是一種難以抑制的必然現象。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經濟增長發生了“質”的重大變化：2000年我國人均ＧＤＰ突破800美元，從而使我國進入了中等收入國家；2003年我國人均ＧＤＰ突破1000美元。人均ＧＤＰ的兩次質變，極大地帶動了人們整個社會消費的升級，以住房和汽車為核心的消費時代來臨了。在消費升級的帶動下，我國開始進入一個新的工業化階段——重化工業化階段。新一輪經濟周期中固定資產投資領域的集中化對此給予了充分的證明。在重化工業化時期，產業發展諸多特征的變化導致了經濟增長過程中的特征差異。表現在：（1）重化工業的發展使得社會生產的迂回化程度提高，從起初的原材料生產環節到各個最終產品生產環節之間，插入了越來越多的中間產品。生產鏈條的變長，使固定資產投資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日益顯得重要。（2）重化工業的建設周期長、資本規模大等特征，對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的持續性提出了較高的要求，即固定資產投資一旦高速啟動，就會在較長時期內保持這種高速增長趨勢。由上，固定資產投資重要性的增大及其持續性的內在要求，必然造成本輪經濟周期中固定資產高速增長的難以抑制性。第二，地方政府的內在投資沖動在主觀上為固定資產投資高速增長提供了基本動力。從2003年局部經濟過熱開始，地方政府就在固定資產的高速增長中發揮著主導作用。2004年，國有及國有控股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速度為14．5％，國有及國有控股固定資產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比重為57．5％；2005年，該增長速度為17．5％，所占比重為53．3％。2006年上半年國有及國有控股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20．5％，其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比重為46．5％。如果把各年固定資產投資按照中央項目和地方項目進行區分，那么，近幾年地方項目的固定資產投資規模占全社會固定資產規模的比重均在80％以上，而中央項目固定資產投資規模所占比重均在20％以下。地方政府之所以成為現階段固定資產投資增長乃至經濟增長的主導力量，原因有：（1）現行的考核體系、財稅體制等決定了地方政府必然利用預算軟約束、信息不對稱等，通過強烈的固定資產投資沖動，一方面實現地方ＧＤＰ的高速增長，為自己創造良好的政績；另一方面，也為增加地方收入、創造地方就業機會、實現地方社會穩定等提供物質基礎。（2）現階段，相對于弱小的民營經濟等廠商基礎，地方政府具有持續調動大規模資本的手段和能力，而這恰恰是滿足發展具有建設周期長、資本規模大等特征的重化工業所必需的，因此，從地方政府的視角看，由其在發展重化工業中充分發揮主導性作用具有強烈的現實可行性。（3）地方政府主導性的充分發揮，能夠使所轄地區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以最快的速度占領有利的重化工業領域，從而為所轄地區經濟繁榮奠定基礎。三、當前固定資產投資增長調控的兩難困境在重化工業自身特征和地方政府內在投資沖動的作用下，造成現有宏觀調控政策的低效性的直接原因是，地方政府具有強大的以非市場經濟行為手段來應付中央宏觀調控政策的內在激勵和能力，即使對于那些行政性強制調控措施，亦為如此。從而，當前固定資產投資的調控必將陷入兩難困境。困境一：如果不對地方政府現行考核體制進行改革，那么宏觀調控政策可能將長期保持一種低效狀態。宏觀調控是在既定體制下的短期市場經濟行為，宏觀調控政策則是這種短期行為的外在表現。在宏觀調控過程中，盡管體制改革不屬于宏觀調控范疇，但它對宏觀調控的有效性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本輪經濟周期中，雖然人們認識到了地方政府成為攪動這場持續三年的固定資產投資的主體，也逐步意識到了現存考核體制對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的影響，然而，關于宏觀調控政策的選擇，還是置于不改變地方政府現行考核體制的基本框架內，并且，地方政府作為市場經濟運行中的一個逐利主體，已經在人們的潛在意識中得到認可。實際上，對于上述狀況所構成的宏觀調控政策有效性發揮的重大障礙，三年來一直占據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半壁江山的國有及國有控股固定資產投資的高速增長已經提供了強有力的證據。基于此，如果不改變現有考核體制，地方政府將繼續維持其采用非市場經濟手段來應付中央政府宏觀調控政策的內在激勵和能力，繼續以重要逐利主體的面目出現在市場競爭中，未來時期有關固定資產增長過快的宏觀調控政策將依然不會有效，我們將面臨更為嚴重的產能過剩乃至經濟衰退的威脅。困境二：如果徹底改革地方政府現行考核體制，使其退出競爭性固定資產投資領域，回歸其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提供者角色，那么其他廠商主體在短期內很難填補空缺，可能造成經濟增長的大幅滑坡。既然地方政府的行為往往阻礙宏觀調控政策貫徹執行，那么，符合邏輯的改革思路就是改革其現行考核體制，使地方政府退出競爭性固定資產投資領域。然而，深入研究，則可發現，這一符合邏輯的改革思路并不具有現實可行性。這是因為在短期內，地方政府退出后的領域，其他廠商主體無法迅速跟進來加以彌補，從而形成重化工業領域大面積固定資產投資真空地帶，進而造成經濟增長的大幅滑坡：（1）假設一，地方政府退出后的投資領域由具有規范現代企業制度特征的國有企業來跟進。由于現階段國有企業改革的不徹底性和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的滯后，從行為特征看，即使是那些具有規范現代企業制度特征的國有企業，也并未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市場經濟主體，即它們接受宏觀調控的行為和地方政府非常相似。這就意味著宏觀調控政策可能同樣出現低效狀態，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過快同樣無法得到根本性遏制。（2）假設二，地方政府退出后的投資領域由民營經濟來跟進。一則，盡管改革開放以來民營經濟得到了巨大發展，但總體而言，目前它還不具備跟進投資所需要的資本規模、管理水平、人才等方面的力量；二則，民營經濟大規模跟進投資有“私有化”嫌疑，不易為人們所接受。（3）假設三，地方政府退出后的投資領域由具有規范現代企業制度特征的國有企業和民營經濟共同跟進。該假設不僅具有前兩個假設的缺陷，而且在投資跟進領域的劃分上存在著難題。四、“產能過剩”治理的基點兩難困境的存在，使固定資產投資過快增長的調控變得更為復雜。然而，它所帶來的“產能過剩”的重大威脅，要求無論難度多大，都必須將其增長速度有效調控至一定區間之內。為此，固定資產投資增長調控，進而“產能過剩”治理的基點，還是要歸結到長期內微觀廠商的重構，即改革考核體制，真正消除地方政府的逐利主體行為，回歸其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角色定位；培育能夠真正參與市場競爭并以市場化行為接受宏觀調控的國有企業競爭主體和民營經濟主體，使其承擔起經濟發展的重擔。惟有如此，才能最終實現市場經濟運行態勢的良性回歸，才能創造出充分發揮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調控效應的氛圍。[][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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