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經濟高增長、高投資之我見

　　我國經濟存在周期性過熱的特性，應該清熱。但本輪經濟周期的高速增長判斷指標、涉外經濟基礎發生了變化，速度規律也不起作用，經濟高速增長不會夭折，周期可以持續到2008年－2009年。產能過剩要從未來和世界范圍以及可轉移的視角去考慮，要抓住資金過剩的機遇，發展實體經濟，尤其是國內的競爭力，提高其積累能力。在匯率升值到一定水平后再擴大對外開放，目前應該有條件限制兼并、收購和股份控制。高投資率與外資和投資結構的變化關系很大，因此，其承受力大大提高。對于高投資帶來的物價上漲、產能過剩、基礎投

資收益等問題不需要過分擔心，對投資約束應該在環境治理、生態保護、資源使用效率和規模效益上下功夫。

　　■一家之言■陳炳才

　　對于當前我國經濟是否過熱，是否需要進行第二次宏觀調控，人們的認識不同。有些甚至認為存在通貨緊縮。本文就經濟增長速度、投資等問題談一些看法。

　　一、中國經濟的病癥：一般表現為周期性過熱，因此，必然不存在通貨緊縮

　　傳統的經濟和金融危機的形式已經從早期的周期性生產性過剩危機轉變為財政赤字、通貨膨脹和債務危機，20世紀80年代以后，更多地表現為匯率動蕩或危機、能源危機、股票市場危機，貨幣危機（大幅度貶值）和銀行危機在20世紀90年代以后更突出，有時候，在某些國家，表現為并發癥。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際性經濟、金融危機周期不斷縮短。21世紀以來，貨幣危機和能源危機交替并發。

　　經濟周期是一種客觀存在，但周期是否能夠延長或平緩運行是問題所在。我國經濟和金融病癥主要表現為周期性經濟過熱，而不表現為過冷或危機，因此，大凡中國經濟出現緊縮、硬著陸的判斷往往都不符合實際的發展，基本被證明是錯誤或不恰當的判斷。但是，對緊縮的判斷客觀上也使決策繼續觀察，因此，使熱病得以發展。

　　為什么我國的經濟主要表現為熱癥，而不是冷癥，這主要在于我國經濟是發展型經濟，是成長性的、與外部比較具有巨大差距的經濟，社會有一種迫切改變落后的沖動，這種沖動會體現在各個方面，我們的經濟和金融發展，如同20多歲的小伙子的生病，大多是發燒一樣，需要清熱。而如果一個中年人生病，往往是衰敗的表現，需要補藥。因此，正常情況下，我們的經濟是清熱。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有多次經濟過熱，本次周期如果從2003年年底計算，這個周期也已經快3年了。

　　對于經濟是否過熱，理論認識可能不同，但這不是問題的關鍵。不說經濟過熱，說成是經濟增長過快、投資、信貸等增長過快也行。關鍵在于政策要干什么。本文提出過熱或過快，是期待政策對這種超高速的增長能夠有所節制和控制，有所診治。

　　二、本輪經濟發展周期是否出現經濟過熱

　　觀察2003年以前的歷史經驗，凡是經濟增長速度在9％以上的年份，基本是經濟過熱的年份，依據這個經驗指標，判斷我國經濟存在過熱。2004年以來，宏觀經濟調控把形勢認定為局部過熱，或某些行業過熱，對經濟過熱進行市場的細分化，很有必要，也很有價值。今年上半年我國ＧＤＰ增長達到10．9％。雖然都是熱癥，但周期性過熱的特性在發生變化。

　　1．本輪經濟高速增長與過去的不同之一：過熱指標的變化

　　反觀2003年以來的經濟過熱，和以往的過熱存在巨大的差距：

　　一是物價沒有出現持續高漲。觀察1982年－1988年和1992年－1996年的經濟超高速增長周期，不僅投資品價格膨脹，同時，伴隨有城市居民消費物價和其他物價逐漸、持續上升、高漲，并出現高度通貨（信貸或貨幣供給）擴張的狀態。但本次經濟高速增長由于我國制造業競爭激烈，產品價格上漲并不明顯。投資過熱和貸款過快增長產生的后續影響在一般消費品和居民生活用品領域并不突出，也就是說投資和貸款增長所導致的居民收入增加沒有對消費品價格產生拉動，價格上漲或影響比較大的領域主要是房地產，教育收費（包括家教），新興電子產品、醫療收費和其他服務收費等。本輪經濟周期的物價沒有持續高漲，一般消費物價不像過去那樣突出，這說明消費品市場存在有效競爭。比較而言，非消費物價的上漲幅度要大很多，其中以原材料、燃料和動力價格以及住房價格為突出。

　　投資擴張導致的投資品價格膨脹這個規律沒有改變。這一點，對于低利潤的企業來說，對于渴望獲得利益和增加收益的企業來說，是特別期望的。因此，如果要采取政策，必須有針對性，針對非消費物價指數進行調節。

　　二是高速增長引起的資源供給和價格矛盾不似過去那么強烈。雖然經濟增長都在9％以上，前兩個高增長周期在宏觀上引起的資源、能源供給矛盾和物價矛盾比較突出，因此，強調控制速度的政策力度也比較大。但本次周期雖然也曾經出現能源和電力緊張，但很快得到緩解，供給增加比較快，這說明投資擴張增加供給的機制已經市場化，這也使得社會對本次高增長的承受力大大提高。使得對高增長是否可持續的認識不一致。

　　2．與過去的不同：涉外經濟、金融發展在經濟中的地位不同

　　本輪周期，中國經濟參與國際化的程度大大提高。2003年－2005年，國際收支流量占ＧＤＰ的比重接近或超過了100％，但以前的周期中沒有。經濟的高速增長與投資的增長有來自內部的動力，也有來自外部的動力（外資進入），有內部的需求，也有外部的需求（世界經濟增長和貿易增長帶動的出口）。這種程度是以前的經濟過熱所沒有過的。反過來，這種內外因素推動的經濟高速增長，其持續的時間或承受力比前幾次要大得多。這方面突出的表現是：

　　首先，貿易不僅沒有出現逆差，相反出現了順差。前兩個高增長周期內，貿易順差逐漸縮小乃至出現貿易逆差，表明高速增長帶來的資源約束必須通過進口的擴張來解決，而高速增長導致的非消費物價大幅度上漲，使國內價格高于國際價格，因此，也必然會引起進口擴張。其結果是貿易順差縮小或逆差。應該說，在前兩個周期，中國的進口在國際上還不重要，國際市場的價格存在著一種平衡機制，我們的政策和制度在提倡價格與國際接軌，并從國際低價格中受益。

　　持續的貿易擴張和大規模順差，也改變了中國進口在世界上的地位。過去我國經濟高速增長導致的物價上漲可以超過國際價格，但現在我國經濟高速增長對資源需求的增加導致國際價格持續高漲，我國進口價格提高。這也成為制約我國今后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的一個重要成本因素。

　　其次，推動經濟高速增長的力量構成在發生變化。1984年－1988年的經濟過熱，外資的作用很小；1992年－1993年的經濟過熱，外資起了一個很大促進作用，但那個時候的規模很小。本輪經濟擴張是在預期人民幣升值和本外幣嚴重利差以及我國人民幣經常項目實現可兌換以后出現的，因此，資本流入以及貿易順差導致的資金替代和資金投放，推動了境內投資規模的擴張和人民幣貸款的擴張。2002年，我國資本流入1283億美元，但2003－2005年，我國資本流入分別為2196億美元、3433億美元、4148億美元。外資替代內資導致的經濟高速增長，使增長的承受能力、市場矛盾和資源矛盾、資金矛盾（包括積累和消費關系、積累率）等與過去大為不同。

　　3．與過去的不同之二：高速經濟增長的基礎發生了巨大變化

　　一是經濟規模不同了，承受能力不同。1982年到1988年，我國ＧＤＰ從5300億元增加到15000億元，1992年到1996年，我國的ＧＤＰ從2．66萬億元增加到6．79萬億元。本輪周期我國的ＧＤＰ已從2003年12萬億元�熣{整數增加到２００６年的２０萬億元多。這３年增加的ＧＤＰ幾乎是上個周期３年增加的ＧＤＰ的一倍。

　　二是高速經濟增長的機制發生了巨大變化。政府不再直接動用資源和權力配置資源，基本是由市場來配置資源，這也是本輪高增長為什么能夠承受的一個重要原因。目前，政府可以直接動用資源、資金來進行市場配置的能量大大縮小，因此，采取過去的手段來控制速度顯得不那么有效。當然，控制速度效果不突出，還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也就是說，外資、外貿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也比較突出，地方政府角色的變化也是一個重要因素。

　　三是企業的競爭基礎不同了。從企業適應國內和國際市場競爭能力以及品種、品牌、創新、管理經驗等，都與過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已經形成了一種自我適應市場經濟競爭的生存和發展機制、制度，企業的整體競爭能力和地位也發生了巨大變化。當然，企業是效益比過去好，但不是很穩定。

　　４．與過去的不同之三：速度規律不起作用

　　過去我們每年及每五年都有經濟發展規劃和年度增長計劃，但實際增長往往比計劃的要好得多，速度要快得多。即使在２００６年，我們計劃的經濟增長率與實際差距也不小。但速度規律不起作用，在這個周期最突出。

　　過去，在論證我國ＧＤＰ翻兩番的時候，曾經計算每１０年翻一番，年均增長速度為７．２％。理論認為，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隨著其基數的擴大，在保證絕對額增加的時候，經濟增長的速度將會相對下降。因此，對于翻兩番，在計劃的前１０年速度高一些，后１０年低一些。但是，我們翻兩番，不僅提前４年實現，而且，經濟增長的速度規律也沒有像理論分析的那樣。觀察１９９６年以后我國的經濟增長，到目前又是１０年，經濟增長的基數擴大了很大，但經濟增長仍然超過９％，而且是持續如此。如果從２０００年計算，把２１世紀的前２０年作為發展的機遇期，這個時期的增長速度會如何呢？為什么速度規律不起作用？這說明我們的認識和分析與實際差距太大。到底是什么規律在起作用？什么原因導致如此長久的持續高增長？可持續否？如果繼續以９％的速度發展，有什么風險？長期下去到底如何？應該解決什么問題？

　　三、投資是否過熱？如何看待高投資率？

　　我國固定資產投資的超高速增長，從２００３年計算，已經持續了３年。２００６年上半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４２３７１億元，同比增長２９．８％，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４．４個百分點。目前的投資反彈，類似于２００４年調控后的情況。政策上已經提出遏制投資過快增長，要求控制信貸增長。但是，根據筆者對企業和銀行的市場調查，企業市場狀況很好，投資擴張的沖動和要求強烈，對貸款的需求旺盛。中西部地區的政府部門則認為本地投資不夠，投資速度與發展的要求比，是正常的；發達地區的政府認為，投資快速增長有市場需求，是市場行為。因此，對投資過熱的判斷似乎就是中央政府、部門和學者的判斷。也正因為如此，從２００３年以來的經驗看，遏制投資的過快增長，不是那么容易很快到位。

　　如果我認為投資過熱，需要遏制投資過快增長，那合適的速度應該是多少？我們是否能夠控制在這個合理水平？這個問題可能還不容易回答。

　　拋開投資是否過熱、過快的爭論，也不探討合適的速度是多少，換一個角度來考慮問題：這種高速的投資是否可以持續？是否能夠承受？當今的投資過熱，與過去的投資過熱差別在哪里？投資過熱帶來的問題和矛盾是什么？

　　１．何以能夠承受高投資（率）？

　　從投資率看，２００５年我國ＧＤＰ１８．８萬億元，固定資產投資８萬億元多，占ＧＤＰ的４８．６％，再加存貨，占ＧＤＰ超過５０％，２００６年的投資率將超過２００５年。如此高的投資率不僅超過歷史水平，也超過國際水平。為什么今天可以承受，過去不能承受？如果說，可以承受，我們為什么不可以以適當的高投資率來解決發展問題呢？

　　過去投資率過高會導致資金短缺，投資熱會導致發行貨幣，增加財政赤字。但現在社會資金過剩，銀行資金用不出去，不需要政府出資，還不能增加或加快投資？

　　過去投資快導致資源短缺，資源完全依靠境內生產而進行，而且進口太快，會導致貿易逆差，現在，資源、原材料不足可以進口，只是對價格的承受能力和利潤損失問題，這是企業的事情，是市場的事情。而且，無論是從外匯資源還是出口競爭力來說，我國都有能力進口，保持進口的持續性。

　　投資形成的最終產品也發生了變化。目前，非生產性投資或者說住房、服務性投資的比例增加，這些滿足就業、教育、交通、服務便利的投資增加，引起的社會矛盾比較少一些，也不會出現過去的結構畸形。當然，對資產的價格會產生影響，但這些投資可作為投資品被再投資獲得利益、又具有兼顧消費需要的特點，而不是一次性投資以后，只能做生產用，不能做其他用。這是現行投資與以往不同之所在。

　　國家統計局數據表明，在全部投資中，房地產投資從１９９８年的３６１４億元增加到２００５年的１５７５９億元，占全社會投資的比例從１２．７％提高到１７．８％（鄭京平，２００６．５．１２）。如果把生活用的房地產投資作為消費來計算，那么，投資率就沒有那么高了，消費率就大大提高了。因此，有專家認為房地產投資不應該作為固定資產投資，是消費投資（曹建海，《中國經濟時報》２００６．６．５），有些道理。

　　當然，如此高的投資率能夠承受，也在于我國的投資中，很大部分來自于外商直接投資、外債和境外上市籌集資金等，境外資本流入占我國全部投資的比重在８％左右，扣除這些，純國內資金的投資率沒有那么高。

　　２．高投資帶來的問題到底是什么？

　　高投資會帶來高速經濟增長，并帶來物價高漲。但是，本周期的物價上漲，主要矛盾在非消費品價格，而且，土地價格、住房價格上漲與地方政府行為關系密切，與投資關系不是很大。應該說，原材料價格、燃料、動力價格與投資擴張關系很大，但應該說是可以承受的。

　　投資過多，會導致未來的產能過剩，會導致未來的經濟緊縮。但是，應該看到，投資的機制發生了變化，雖然經濟過快增長與地方政府關系密切，但主體是市場決策機制，而不是行政和計劃。因此，投資決策和對市場的認識與純政府對市場的判斷和認識不同。政府對市場的認識還是不充分，有些指標判斷過于脫離實際，忽略了投資后的市場也是一個全球化的市場，還有尚待開拓的農村市場。也正因為有些政府決策沒有注意這一點，因此，在政策認定產能過剩的同時，市場和效益卻相對比較好。

　　對投資的另外一個擔心，就是地方政府投資基礎設施，沒有收益，沒有償還能力。是否如此呢？如果看我們走過的歷史，不完全是這樣。好多基礎設施自己不能收回投資，轉讓給外資后，外資卻可以收回，為什么基礎設施外國人來投資可以收回，國內投資不能收回呢？這其中的關鍵在于機制和稅收政策。

　　３．對高投資，到底應該控制什么？

　　其實，對于高投資帶來的傳統經濟問題和矛盾，基本上不需要擔心了。這個問題可以說基本解決了。需要提醒的是，我們的政策追求平衡，不能僅僅從國內的生產能力和需求的國內平衡來衡量，也不能僅僅從這個產業自身的過剩來衡量，因為在未來這些可以轉化，需要從未來和國際市場去考慮。

　　但是，投資對環境的破壞，對資源的浪費性使用以及投資后的生產對環境、生態的破壞及其治理，對境內資源的需求約束等確實帶來問題。因此，對于投資，真正需要約束的是：如何在投資增長的同時，保護好環境、生態，使資源得到充分有效利用，使投資的浪費減少（包括規模效益），我們的調節與控制應該在這些方面去做文章。就是說，凡是達不到規模效應的，限制投資或在未來追究責任，凡是對環境有污染的，必須首先對技術改造和環境治理進行投資，對生態環境有破壞的，不得投資，或在投資的同時進行彌補。已經進行的生產，需要再投資和擴張的，首先需要獲得環境、生態業績合格證明。沒有達到標準的，不能擴張投資，或投資限制在一個增長范圍內，不許超過。環境、生態的投資要檢測技術指標，政府主要管這個。這樣，發展、投資、環境、生態都合理。

　　“十一五”規劃提出改變經濟增長方式，沒有涉及其他經濟指標，但如果宏觀調控仍然在關注這些傳統的經濟指標或者從這些指標出發來考慮問題，在規劃中沒有說，但實際上大家都不會放棄。

　　四、經濟的高速增長會夭折嗎？

　　１．從經驗和未來看：周期會持續到２００８年－２００９年

　　從１９７８年開始計算，我國經濟增長速度年平均在９．５％以上，這已經持續了２８年，如果再持續２－３年，將達到３０年，這在世界經濟發展的周期歷史上將是獨一無二的。這個周期會這樣長嗎？會這樣發展下去嗎？還是會下跌到一個低水平上去延續２－３年的周期？這個高速增長會夭折嗎？

　　我認為，這個周期持續下去的概率很大。

　　看看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史，高速增長似乎是一個正常現象。而且，如果把高速增長期間速度達到８．８％的年份也計算上，周期一般比較長。第一個周期是７年，第二個周期也是７年。假設本輪經濟周期和以往一樣，也持續７年，如果以２００３年為起點，或者按照調整的數據，以２００２年為周期，那么，本輪周期的高速經濟增長應該到２００８年或２００９年才能降低到相對低的水平，比如在８％左右。

　　回頭看看我國城市經濟的發展。１９７８年的城市其實也很落后，但是，改革開放、利用外資，使城市的經濟、金融、居民生活水平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是，這３０年，高生活水平的城市人口也只有２－４億人。但目前我國的農村（包括小城鎮、小城市）和高生活水平的城市的人均生活相比差距巨大，而人口會相對增加一倍，我國的市場需求擴大將是一個巨大的數據。假設２０２０年中國的人均ＧＤＰ可以達到５０００美元，我們經濟增長的后１４年（２００７年－２０２０年）就可以和翻兩番的歷史速度一樣。

　　因此，僅僅就開發農村，實現城市化，提高小城市（鎮）的生活水平來說，我們完全有潛力保持長時期的高速增長率（９％以上）。

　　但如此高的速度帶來什么問題？經濟仍然以粗放的方式進行？也不完全，擁有自己的技術、品牌和知識產權，擁有高附加值產品和設備，建立創新型企業和國家，并不只是政府的期望，同時已經成為市場的需求，政府的責任在于更好地落實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

　　２．能源、資源短缺和產能過剩不是制約經濟高速持續發展的問題

　　假設不考慮國家的政治和社會穩定以及管理體制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一般理論認為，經濟發展需要資金（本）、勞動力（包括人才）、土地、資源、技術（包括先進設備和技術創新等）。應該說，勞動力對我國來說，不構成約束；資金過去是短缺的，現在無論是人民幣還是外幣都不短缺；一般技術和適應市場需要的技術我國也不短缺了，經模仿和學習也很快就能夠掌握，我們短缺的是具有知識產權和高附加值的技術、新技術及創新能力。但這對一個成長性經濟體來說，不構成最大約束，因為我國的市場很大。

　　從實際來看，人們感到有約束的是能源和資源。能源和資源是否真的構成我國可持續發展的約束？并非必然如此。日本是資源匱乏國家，但日本不是仍然具有國際競爭力嗎？能源危機可以促進節約，資源危機也會導致對資源利用的節約和創新。資源和能源的環境條件不同，造就的人才和人們的思維方式也不同。因此，我國的資源、能源平衡不能僅從國內平衡考慮，應該從全球來考慮。應該考慮的是資金的內外平衡，只要有資金，有利潤，有可交換的產品和技術等，獲得資源和能源都不是問題，只是價格和成本問題。因此，真正的約束不是資源和能源，只是需要謹慎對待。

　　產能過剩也不是制約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當年日本、韓國都出現過類似情況，我國也多次出現過，應該如何評價和認識值得思考。在開放度高和開放度低、國際競爭力高和競爭力低的條件下，對產能過剩的處理方式不同。當今和未來的過剩產能是可以轉移的，產能也是屬于世界的。因此，我們應該在更大范圍內思考對策。

　　對于資金過剩，我們應該做什么？在這個階段，如果不進行與技術、研究、品牌、知識產權、創新等有關的實體經濟的投資，當經濟進入虛擬經濟和金融經濟的發展階段，資金就會在金融部門打轉（發展所謂的衍生品經濟和交易，發展股票市場等），不會流向實體經濟，要增強實體經濟的國際競爭力就沒有機會，沒有有較強競爭力的實體經濟，金融經濟和虛擬經濟就如同建立在沙灘上的高樓大廈，時刻會被外部投機打垮。

　　因此，制約經濟長期、高速、可持續發展的真正問題在于我們沒有利潤，沒有足夠的自己可以支配的技術和創新能力。我們的高附加價值產品和自有知識產權有限，企業間缺乏競爭合力，相互壓價競爭，把利潤和財富送給外人，自己的發展缺乏后勁。這些才是發展的真正約束因素，政策要著重解決這些問題。

　　從國內經濟來看，我國經濟是缺乏利潤和財富的經濟。最典型的比較就是浙江和江蘇的發展。江蘇是典型的外資經濟，其創造的ＧＤＰ中的利潤和財富很大部分被外資拿走了，但浙江就不同了，所有的ＧＤＰ都是屬于當地居民的，因此，同樣的ＧＤＰ水平，浙江人比江蘇人富有很多。我國的匯率水平如此低估，對外資是如此優惠，財富都給了外資，對未來的發展不利。如果在目前的匯率水平下，讓外資更多地兼并、收購和控股我國的企業和銀行，獲得更高的國內市場占有率，未來我國經濟和金融的可持續發展就會缺乏對財富的支配權，會喪失自身的積累能力，或者是自己的資金不能使用。因此，我們應該適度限制外資在國內發展，等到匯率水平合適的時候，再逐步放開，企業也可以到國際社會去發展，去更多地進口。

　　五、對政府干預或推動型經濟增長的認識

　　應該說，改革開放近３０年，我國的經濟增長方式發生了巨大變化。由行政力量支配和控制的資源已經很少。但是，如果因此認為我國的經濟完全由市場來配置資金和資源也不符合實際。我國的經濟增長和投資很大程度上仍然屬于政府干預或推動型增長。

　　政府推動經濟發展的力量仍然很強大，只是方式發生了巨大轉變：一是繼續下經濟指標，確定需要完成的任務，而且把這個作為考核和評價人的標準。由于這項工作影響個人政治前途，因此，各級政府部門依然在抓，并下達到企業。目前，在不發達地區，出口仍然有指標，有任務。二是抓項目（投資），抓開發區，尤其是吸引外資（包括本地區以外的資金），領導親自出面，招商引資，并給予土地、稅收、財政等各方面的優惠，這些優惠甚至放寬到交通處罰等。三是利用土地資源、機構級別、干部調動及其升級的配置權去影響、推動地方經濟發展。四是制定具體的規劃并抓落實，但主要不是通過資源分配和控制去落實，而是通過權力和人際關系以及官僚體制去落實。五是關注投資、貸款和經濟發展形勢，以各種方式鼓勵或要求去增加投資、增加貸款。在具體到項目和企業時，地方或部門領導人往往會以打招呼等方式干預銀行和企業的決策。出于人際關系和對權力部門的畏懼，銀行和企業的決策有時候不能不考慮這些事情。

　　就政府（部門）來說，職能轉變還沒有實現，即使在發達地區同樣如此。２００５年，沿海某發達省份１０月份本來要召開季度經濟形勢分析會，但當政府官員看到本省存款和貸款差距很大以后，就決定不開形勢會，而是把

　　政府推動經濟增長，最突出的形式是利用外資，制定地方利用外資的各種優惠政策和條件。外資也利用這一點，對政府進行公關，并從中謀取巨額利潤。

　　（作者單位：國家外匯管理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