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侯瑩 北京報道

　　他們是一個特殊的群體。他們中的絕大多數正處耄耋之年，有的身染沉疴、有的閉門治學、有的仍然活躍。與他們的接觸是一項既艱難又輕松的事情，艱難的是他們大多低調、不愿面對媒體自我宣傳；輕松的是他們的身上散發著一種平和與淡定的力量，那種力量讓你仿佛走進了人生的學堂。

　　他們畢業于上海圣約翰大學，那是中國成立最早的教會大學之一。曾有“東方的哈佛”之稱，一所教會大學在中國的使命總是有著種種令人懷疑的動機，但不可否認的是，圣約翰大學造就了一大批無愧于祖國的兒女。

　　半個多世紀已然悄悄逝去，時間的流逝抹去的是歷史的塵埃，沉淀下來的該是什么？是嚴謹的治學精神、孜孜以求的工作態度，還是對“光與真理”(圣約翰大學的校訓)畢生的追求？

　　在記者尋訪的幾位圣約翰學子中，年齡最大的101歲，最小的77歲。半個多世紀之前的那段求學經歷給他們的人生留下了或深或淺的印記，也有的人生因圣約翰而根本轉變。

　　101歲的周有光

　　1923年進入圣約翰大學學習經濟。解放后從事經濟學教育工作。1955年受命改行至文字改革領域，參與設計“漢語拼音方案”，被譽為漢語拼音創始人之一。拜連襟沈從文所賜得外號“周百科”，是《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中文版三位編委之一。

　　記者見到周有光老人時，他正在用一部中英文文字處理機寫文章。盡管已經101歲高齡，周老仍堅持每天讀書、筆耕不輟，每個月發表一篇文章。談起圣約翰大學，周老說：“我先給你講個笑話吧。以前我和別人說，我是1923年進圣約翰大學的，結果他給改成了1932年，他準是覺得不可能那么早。我今年101歲，和我同時代的同學、同事們都去世了。是上帝糊涂了，把我忘掉了。”

　　1923年，生于江南名門的周有光考上圣約翰大學讀經濟，但是2年之后，平靜的大學生活因“五卅慘案”而改變。日本紗廠資本家槍殺領導罷工的中國工人顧正紅，引起了上海各界的反帝游行。圣約翰的學生舉行示威游行，卻在走出校門時受到阻撓，同學們喊出了“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校方宣布停學、禁止集會、學生即日回家等強制措施。6月3日，包括周有光在內的553名學生卷起鋪蓋離校，這就是上海學生運動史上的“六三事件”。大家去了當時的南洋公學。那里的學生讓出宿舍，床鋪不夠大家就睡在地板上。后來上海工商界、教育界人士表示，我們中國人應當辦一所自己的大學。在社會各界的捐助下，光華大學成立，里面的很多教師都是從圣約翰大學出來的。后來光華大學還從北京請了不少名教授來上課，其中就包括后來因往返京滬之間飛機失事而遇難的徐志摩。

　　盡管只在圣約翰度過了自己的前兩年大學時光，圣約翰的教育卻給周老留下了深刻印象。那時除了中國文學等課，其他課程全都用英文講授。大家在校園里講英語、用英語寫告示、連門房也操著一口英文說話。有人稱此為“洋奴教育”，但周老覺得這是偏見，語言不存在階級性，也不能用“帝國主義”幾個字抹殺一切。

　　對于圣約翰教育的成功之處，周老總結為三點：一是圣約翰大學雖然是美國人辦的，但它的教育卻相對開放、客觀，沒有過多偏袒；二是不斷從美國教育制度中吸取好的東西，比如學分制；三是特別注重基礎教育，奉行“大學不是培養專家的，而應該培養完美的人格”的原則。

　　82歲的成幼殊

　　1942年進入圣約翰大學學習英國文學。1948年赴香港從事地下工作。新中國成立后到廣州參與創辦《南方日報》，時任記者。1953年進入外交部，先后在駐印度使館、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團、駐丹麥使館工作。79歲出版詩集《幸存的一粟》，榮獲第三屆魯迅文學獎。

　　成幼殊是著名報人成舍我的女兒。在18歲進入圣約翰大學之前，成幼殊戲稱自己是“失學青年”，因為她16歲從香港到上海之后，就沒有再上中學，而是由母親請了家庭教師，在家學習英語和數學。考大學時值抗戰期間，上海處于日軍占領之下，不少國立大學搬走了。位于租界“孤島”中、由美國人辦的圣約翰大學就成了成幼殊當時不多的選擇之一。

　　1942年秋入學后不久，四年級學生劉先周找到成幼殊，說要成立“文匯團契”(教會學校里的學生組織都稱為“團契”，很多并無宗教意義)，邀她參加。“文匯團契”最初的主張是籠統而中性的，就是切磋學問、交朋友，成幼殊很高興地參加了。后來在“文匯”學友中悄悄流傳著美國記者斯諾的《西行漫記》以及其他進步書刊，這讓正在探索前途的成幼殊深受震撼。在現實的世界中，亡國奴的恥辱激發著人們的愛國主義情緒。“文匯團契”后來發展到40來人，出版手抄傳閱本《溪流》，有同學先后離校去了新四軍根據地。成幼殊也曾中斷學業，到安徽去找新四軍，后又回到上海做地下交通和學生運動工作。1945年抗戰勝利，她在圣約翰大學校友阮冠三的介紹下入黨。

　　抗戰勝利后的中國卻陷入了內戰的危機。作為地下學聯的一員，成幼殊積極投入工作，當年歌聲響徹上海街頭的《安息吧，死難的同學！》、《姐妹進行曲》都是她以“金沙”為筆名作詞的。1946年，成幼殊接到了圣約翰大學校方的一個小紙條，通知：“下學期請不必來校”，沒有說明任何理由。現在想來，那也許是校方迫于當局壓力的一種自我保護。

　　4年的大學生活就這樣戛然而止。然而在圣約翰的4年，成幼殊卻從一個渴望交友的單純少年成長為一名戰士。用她自己的話來說，圣約翰大學對于她的人生具有重要影響，那影響更多的來自于同學，而不是老師，不過學校里學術自由而開放的空氣讓她受益匪淺。校方對于“文匯團契”這些學生組織并不強加約束監督，有的老師還對進步學生表達了同情和理解。相對寬松的環境之下，圣約翰大學成為日本投降后上海學生運動的領頭羊之一。

　　81歲的黃金祺

　　1943年進入圣約翰大學醫學院。1951年到上海外事處工作。1956年調入外交部，曾擔任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陳毅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英語、法語口譯。1979年到外交學院任教，著有《黃金祺外交學專著》系列。

　　黃金祺是個與圣約翰大學有緣分的人。他家里的四個兄弟都是圣約翰的學生，而四個姐妹的丈夫中也有三個畢業于圣約翰。圣約翰大學有個學生樂團，當年在學校的時候，黃金祺和弟弟以及后來的一個妹夫，都是團里的小提琴手。

　　11歲時，黃金祺立下了長大后當醫生的志愿。1943年，他從浦東中學考取了圣約翰大學醫學院的預科。盡管當時浦東中學名氣不小，但報名的同學只有一半入選。2年緊張的預科學習之后，還要進行醫學院正院的入學考試，淘汰率是75%，黃金祺再次順利通過，并于1947年取得理學士學位。當時中國的局勢正處于動蕩之中。抗戰勝利后，黃金祺滿心以為打走了日本人就可以過上和平生活，誰知美國人又來了，在上海橫沖直撞。該不該打內戰？戰爭的責任到底在誰？黃金祺陷入了苦苦的思索。圣約翰大學是抗戰后除了上海交大之外的另一個學生運動中心，開放的學術氣氛和熱烈的革命氛圍中，黃金祺把少年時醫學救國的人生目標轉變成了革命救國。本該畢業從醫的黃金祺以學生身份留校做地下黨工作，并在1950年拿到了另一個文學士學位。

　　黃金祺說，在圣約翰大學自己實現了人生的兩個飛躍：一個是當年在醫學院淘汰率極高的學習中咬牙奮斗、堅持理想，這種執著伴隨了自己的后半生；另一個是覺悟到了革命救國的真理，完成了人生最重要的轉折。

　　77歲的陳成達

　　1949年進入圣約翰大學學習建筑工程。1952年入選中國國家足球隊，1957年起任國家隊教練。1964年調入國家體委足球處工作。1986年當選亞洲足球聯合會副主席、國際足聯技術委員會委員。1994年獲得“國際足聯突出貢獻獎”。

　　與很多圣約翰學友不同，陳成達的圣約翰經歷是從中學開始的，從1943年到1949年，他在那里度過了6年中學時光。而與更多學友不同的是，他在圣約翰校園里培養出的對于體育的愛好竟然成了一生的事業。

　　圣約翰開展體育運動相當有名。林語堂當年在回憶中寫道：“倘若說圣約翰大學給我什么好處，那就是給了我健康的肺。我學打網球，參加足球校隊，是學校劃船隊的隊長。”早在1890年，圣約翰就舉行了第一次運動會，開創了中國學校運動會的先河。1901年，學校組建足球隊，人稱“約翰辮子軍”，有人說那是中國第一支足球隊。以后圣約翰又有了“飛梭”羽毛球隊、“接不穩”壘球隊等。1919年落成的顧斐德體育館是中國第一個現代化大學體育館，圣約翰還是當時中國惟一擁有

高爾夫球場的大學。

　　在濃厚的體育氣氛熏陶下，陳成達的課余時間大多在運動場上度過。從中學到大學，他一直擔任校足球隊隊長、校壘球隊隊員，同時練習游泳、田徑，拿過多個中長跑冠軍。1951年，經過層層選拔，陳成達從上海學生聯隊、上海代表隊、華東代表隊到了中國國家足球隊，成了新中國第一批國手之一。當時圣約翰還有3名學生也被選拔為國手，包括人稱“排球錢”的錢家祥，他后來創建了中國

女排的漳州和郴州訓練基地。1952年，陳成達作為新中國首個奧運代表團的一員赴赫爾辛基奧運會，因為某些勢力的阻撓，中國代表團“遲到”了，錯過了奧運足球賽，中國隊踢了幾場友誼賽回國了。陳成達一心想回到圣約翰大學完成自己的建筑工程學業，繼承父親的事業做一名工程師，然而沒想到的是，國家命令他從此搞足球。經過3個月的思想斗爭，陳成達只能放棄最初的理想，走上了一條從未在自己的人生規劃中的道路。如今的陳成達已是中

國足壇一代名宿，談起未竟的工程師理想依然抱憾。當年那個在圣約翰球場上飛奔的懵懂少年又怎能預知后來的人生，一切都是那么出人意料。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