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貨幣合作循序漸進

　　200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蒙代爾曾建議讓一種被稱作“亞元”的區域性貨幣在亞洲地區自由流通。盡管到現在，大家對其可行性仍爭論不休，但越來越多的專家和官方人士指出，目前，以“清邁協議”為基礎的多邊合作安排已基本完成，如果要有進一步發展，東亞各國需調整各自的匯率政策，建立緊密的地區共同貨幣機制，特別是我國應在其中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

　　區域貿易發展呼喚東亞貨幣合作

　　記者采訪了解到，在東亞經濟一體化的格局中，金融合作已成為東亞經濟合作的重要環節。為了抵御外來投機的沖擊、擺脫美歐貨幣帶來的升值壓力、增強區內金融體系的穩定性，就應該建立恰當的區內貨幣協調機制，加強區內金融與貨幣合作。

　　華中師范大學經濟學院教授熊潔敏認為，2003年召開東亞首腦會議后，東亞各國要素市場流動加速。各國在工業、生物技術、農業、林業、礦業、交通、知識產權、旅游等方面進行了深入合作。2010年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成后，將圍繞農業、人力資源、信息、通訊和湄公河流域五個領域展開合作，屆時，區域內部市場要素流動會更加靈活。

　　東亞各國和地區的開放度與依存度也將有較大發展。中國和“亞洲五小虎”自然資源豐富，而日韓等國家和地區自然資源缺乏，資源的互補性使該區域的非貿易品迅速向貿易品轉換。根據

　　對企業而言，好處也顯而易見。云南省土產進出口公司總經理辦公室副主任何群坤告訴記者，自去年7月20日開始，

　　東亞貨幣合作須克服三大障礙

　　廈門大學教授陳文奇認為，盡管東亞貨幣合作取得一些進展，但仍然面臨著經濟、政治等方面的障礙，必須由區內各方共同克服。

　　第一， 經濟結構相似、水平差距較大。除中國和日本建有較為完整的工業體系外，東亞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產品大多集中在電子電器產品、紡織產品等部門，產業結構十分相似。東亞各國間經濟結構的相似造成產品多樣化程度低，抵御沖擊的能力較弱，因此對匯率機制的調節功能依賴性更強，從而降低了貨幣合作的愿望。

　　同時，東亞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呈現出四個層次：日本為第一層次；“亞洲四小”為第二層次，中國內地為第三層次，其他東盟國家如越南、老撾、柬埔寨為第四層次。區域內各經濟體發展水平不相同，導致各方政策制訂者對經濟問題及經濟運行機制的理解不同，難以達成一致性。如臺灣實行經濟自由、中小企業競爭的經濟政策，而韓國則側重于組建大企業、大集團。又如歐盟地區各國決定貼現率的標準差低于5，而東亞地區1999年到2001年間的標準差分別是9.34、9.54和10.22。

　　第二， 收益、成本的不同。由于各國和地區的基本國情不同，加入貨幣區的收益和成本差別可能很大。對于經濟開放、發展水平高的國家和地區來說，合作收益可能會比較大，而對于經濟封閉、落后的經濟體來說則成本較大。收益與成本的不確定性，將影響東亞貨幣合作的進程。

　　第三， 宗教政治因素。東亞各國在歷史、宗教等方面差異很多；政治上也存在分歧與爭端。這些問題使東亞各方之間缺乏了解和信任，對貨幣合作不利。

　　中國應在東亞貨幣合作中發揮積極作用

　　華中師范大學經濟學院教授熊潔敏和云南省社會科學院東南亞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朱振明認為，盡管有諸多不利因素，但建立東亞共同貨幣區的前景仍值得期待，特別是隨著我國金融改革進一步深入，國際金融市場從外部對我國沖擊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加強區域貨幣合作以防外部沖擊對我國的影響日益重要。作為東亞重要的政治、經濟大國，我國應積極應對，參與東亞貨幣合作并在其中起重要作用。

　　首先，我國應根據國內的實際情況，結合亞洲乃至世界發展的格局制定總體戰略規劃及方案。國家可建立相應的高層組織機構，統一分工并組織協調各政府部門、研究單位及企業參與工作，使各方面有效有序地發揮作用，以實現整體效應。

　　其次，應以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設為契機，加速推動日本、韓國與東盟的經濟合作及中日韓東北亞經濟合作機制的建立，從而加快東亞貨幣合作的進程。

　　同時，我國可和東盟各成員開展各層面對話，通過平等磋商來解決各成員之間的政策沖突。

　　此外，應利用好外匯儲備。我國外匯儲備余額已超過日本成為全球外匯儲備最多的國家。因此，我國有能力拿出一部分財力參與建立亞洲

　　還可考慮擴大人民幣在周邊國家和地區的影響，支持建立次級貨幣圈。例如在擴大人民幣在周邊國家和地區影響的同時，以華人經濟圈為基礎，建立貨幣聯盟，帶動東亞貨幣合作。

　　創造條件推動上海、深圳等區域性金融中心城市的發展，完善其金融市場的市場化和國際化功能，大力發展離岸金融市場，使其盡快成為國際化金融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