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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土中國分成了“三個世界”在“第一世界”的村莊中，還從事土地耕種的農民只有26．6％，而在“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這一數字分別為74．9％和80．2％“讓我完全沒有想到的是，就連山西大寨——當年全國農村建設的榜樣，現在也很少有人種地了。”社會學系大四學生陳秀元很吃驚。他告訴記者，因為退耕還林，現在大寨的梯田上種的都是樹，經濟發展的重點也轉移到了旅游業。“正如城鄉斷裂一樣，農村內部也出現了嚴重的分化。”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黨委副書記蔣恩銘告訴記者，“這幾乎顛覆了我們對農村的傳統印
象。”今年5月，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社會學系的100余名師生分成10個小組，與江蘇省委宣傳部研究室、江蘇廣播電視總臺新聞中心一起，分別在山東、陜西、河北、河南、山西、安徽、天津、河南、江蘇和廣東等地的20個行政村，開展了一項關于新農村的調查。調查的結果讓他們自己都感到吃驚：我國的農村已經不是一個同質性極高的整體，出現了明顯的分化——鄉村里的社會分層之清晰，并不亞于城鄉分化。相差12倍的人均年收入社會學系張玉林教授帶領的小組來到河南，對著名的“共產主義小社區”南街村和它附近的三朱村進行了調查。“南街村從1996年開始實行公費醫療，村民按照星級標準報銷。”衛生所辦公室主任李世洪介紹說，“在南街村看病很方便，村民有病了就來咱這個村衛生所，衛生所看不了的病，咱就去縣醫院、市醫院、省醫院，甚至去北京、上海的大醫院。”這一切，只需要拿著村衛生所印制的“南街村村民醫療證”和相關就醫證明就行。而在相隔不遠的三朱村，調查小組發現，在他們逗留的兩天時間里，村辦衛生所的大門一直緊閉著。有村民告訴調查者，在這間只有十余平方米大小的房子里，只有幾樣簡陋的醫療設備，所能提供的醫療服務，也僅限于解決頭疼腦熱之類的“小毛病”。至于其他的醫療費用，只能由村民自己負擔，村里根本沒有能力提供其他的醫療保障。類似這樣的差距，在本次新農村調查中還有很多。在這項調查總共涉及的20個行政村中，2005年人均年收入最高的是江蘇省華西村，達到18820元，而在陜西省的南泥灣村，去年的人均年收入僅為1526元。從這一項統計數字來看，二者就相差了近12倍。按照人均年收入，調查組將我國農村社會分成“三個世界”——人均年收入在5000元以上的是經濟發展水平高的村莊，即“第一世界”；人均年收入在3000～5000元的為中等經濟發展水平的村莊，即“第二世界”；人均年收入在3000元以下的經濟發展水平低的村莊，被劃分為“第三世界”。農民遠離土地才能致富？自古以來，農民的標準形象就是“面朝黃土背朝天”。然而本次調查卻發現，41．6％的農民已經不再種地了。這表明，耕種已經不再是農民普遍的生活來源。7月24日，勞動和社會保障部有關負責人在接受媒體采訪時預測，“十一五”期間，預計每年新增被征地農民300萬。這位負責人還透露說，近10年來，由于我國城鎮化速度加快，被征地農民已經超過4000萬。隨著一浪高過一浪的城鎮化進程，越來越多的農民已經漸漸遠離了土地。他們靠什么維持生活？“經濟發展程度越高的村，農民種地的比例越低。”調查組采寫指導、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講師周海燕說。調查顯示，在“第一世界”的村莊中，還從事土地耕種的農民只有26．6％，而在“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這一數字分別為74．9％和80．2％。“讓我完全沒有想到的是，就連山西大寨——當年全國農村建設的榜樣，現在也很少有人種地了。”社會學系大四學生陳秀元很吃驚。他告訴記者，因為退耕還林，現在大寨的梯田上種的都是樹，經濟發展的重點也轉移到了旅游業。“現實情況就是這樣，農村要發展、農民要致富，僅僅依靠種植業肯定不行。”周海燕說。隨之而來的，越來越多的農民開始涌入城市，外出打工日益成為他們最主要的收入來源。“到了農村才發現，現在的土地大都是老弱病殘在種，青壯年都在附近的企業上班，或者干脆外出打工了。”蔣恩銘說。調查顯示，在“第一世界”的村莊中，有22．9％的家庭最主要收入來源是“自營或合營的工業企業”，只有2．3％的人選擇了“耕種糧食作物”。與之形成鮮明反差的是，在處于“第二世界”的村莊中，22．6％的家庭最主要收入來自外出打工，15．7％的家庭主要依靠耕種糧食作物。而在“第三世界”的村莊，35．7％的家庭的主要經濟來源是糧食作物的耕種，18．9％的家庭主要靠外出打工的收入生活。“在調查中我們深深感到，政府首先考慮的，或許是應該如何讓農民能夠真正從農業生產中得到財富，以‘農’富農，而不是繼續站在工業化道路的邊緣，徘徊在‘農’與‘非農’之間。”周海燕說。住窯洞還是住別墅？“在陜北，絕大多數人住的都是窯洞。”社會學系大三學生孟慶延原本以為，窯洞的條件差，人們肯定是迫不得已才會住在那里。“沒想到，他們對自己的居住條件還是挺滿意的。”一段時間以來，少數地方政府將“統一規劃，集中居住”作為新農村建設的一項重要任務。在許多地方，“樓上樓下，電燈電話”早就從理想變成了現實，個別經濟條件好的“明星村”，蓋起了一排排小別墅，甚至建起了網球場、高爾夫球場。“也有一些地方為了完成‘指標’，不顧農民實際需要進行強制拆遷征地。”調查組師生幾乎一致反映，這已經成了新農村建設的一個重要問題。調查結果印證了這個說法。數據顯示，越是經濟發展水平高的村莊，人們越是對居住條件感到滿意（滿意率分別為83．9％、75．0％和67．4％）。可從總體上看，盡管經濟發展水平有差別，但大多數村民對自己目前的居住條件均表示滿意。換句話說，改善居住條件并不是眼下農民最需要解決的問題，也不應該成為新農村建設的起點。“通過實地調查，我有一種感覺，‘統一規劃，集中居住’可能與農民的實際需要和生活習慣不相符，如果強制執行有可能損害一些農民的實際利益。”周海燕總結說。教育才是發展的一線生機在陜西省南泥灣村，就讀于西安鐵路運輸學院的田博拿著初中畢業照，挨個回憶班里同學的去向。“班里有48個學生，現在還繼續上學的只有3個。其余的人或是在家務農，或是出外打工，還有些女生就一直待在家里，等著結婚了。”他說，“最主要的問題就是家里沒錢供孩子上學。”新農村調查組發現，這樣的情況只出現在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村莊。在一些相對富裕的地方，孩子們從小學到高中的學費都由村里承擔，有些還替考上大學甚至出國留學的孩子支付學費。江蘇三房巷村是一個遠近聞名的富裕村，村民卞趙峰就一直享受學費村里報銷的政策優惠。從小學一年級到現在上大二，家里就沒有給他支付過一分錢學費，惟一需要自己承擔的就是每個學期的雜費和平時的生活費。這就是農村分化的典型對比。處于“第一世界”的村莊經濟發達，不僅能讓更多的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還能進一步吸引人才，促進本村經濟更好發展。而在另一些經濟不發達的地方，則陷入了一個惡性循環——貧窮、輟學、勞動力外流、進一步的貧窮……調查顯示，義務教育階段之外的高中、大學，成為眼下困擾農村家庭子女教育的最主要問題。個別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鄉村，小學和初中適齡兒童的失學、輟學率明顯高于其他地區，達到15．9％。“對于廣大農村學生來說，在當前競爭激烈的社會情境下，僅僅完成義務教育顯然已經不能滿足需要了。他們所考慮的，同城市里的孩子一樣，是通過接受教育的方式來改變自己的境遇。”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傳播系主任杜駿飛教授說，“越是貧窮的地方，這種改變就顯得越重要。”“現在我們想拿錢換環境了”“都是趙書記領導得好。”在山東省東尉村，新聞傳播學院大二學生錢偉聽到村民們常把這句話掛在嘴邊。“開始我以為他們說的是場面話，但接觸多了才發現，這其實是他們的真心話。”之前，錢偉根本想不到村領導的個人魅力對村子的發展具有這么重要的意義，“他們對村領導的敬重幾乎到了個人崇拜的地步”。“很多農民都說，他們需要一個能帶領大家致富的村干部，哪怕這個村干部獨斷專行。”不少參與此次調查的南京大學學生都這樣告訴記者。他們采集回來的數據也印證了這一說法。無論經濟發展水平如何，人們對村干部的要求都是“能為村民做實事”。調查發現，認同這一點的受訪者達到70．1％。之所以會形成這樣的看法，是因為幾乎所有的人都把“增加收入”當成自己最亟待解決的問題。即使是那些生活在經濟發達地區的村民，提高收入對他們來說依然是頭等大事。“這或許能說明，農民增收應當成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首要目標。”杜駿飛說。至于接下來的需求是什么，不同的人給出了不同的答案。處于“第三世界”的人們更愿意首先改善教育（40．4％），而在那些經濟發展水平更高的地區，大多數人認為改善環境是增加收入之外的當務之急。一個依靠工業發展起來的地方，環境污染幾乎是不可避免的。而它們中的絕大多數，走的都是“先污染后治理”的路。“老百姓不愿意拿生命代價去換取金錢！”60歲的河南省小河村村民王忠保拍著大腿，放緩語速說。他經營的農機修配門市部就在二支排旁邊，距離不到20米。二支排從小河村中央流過，村民都管它叫“臭水河”。河的上游流經七里營鎮的南新莊、劉店、劉莊等化工業、造紙業聚集地，掩藏著30個左右的排污口。由于當地土質多為沙土層，受污染的河水不斷滲透進地下水，嚴重影響了小河村村民的飲用水。據村民反映，1999年到2002年，連續四年井水水質檢測沒有合格。2005年9月，有村民把抽樣井水送往衛生防疫站檢測，報告顯示，抽樣井水的渾濁度、鐵含量、大腸菌群以及細菌總數都超標。“這確實反映了當下我國農村建設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在追求經濟發展的同時，環境被不可逆轉地破壞和惡化了。我們在調查中，有些村民甚至開玩笑說‘以前是拿環境換錢，現在我們想拿錢換環境了’。”研究人員這樣告訴記者。盡管還面臨這樣那樣的問題，但本次調查中，還是有87．8％的村民認為，“農村的生活會越來越好”。[][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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