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7月22日-2006-7月23日，第二屆中國經濟50人田橫島論壇在青島田橫島隆重召開。會議主題為：“中國經濟發展內外平衡問題”。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樊綱、劉鶴、張維迎等50人論壇的專家參加了研討活動。以下為經濟50人論壇成員蔡昉發言實錄。

　　蔡昉：我這個發言不是研究報告研究結果，而是對老余，曉西的演講的一個感想。我一直在從事國內發展中是比較長期的一些問題，聯系到國際平衡問題，正好沖擊一下我自己對國內問題的思考，所以今天我談的是我的一點體會。

　　一個就是說大家提的問題中涉及到一個常識性的問題，即一個發達經濟和一個不發達經濟，它們的差別到底在什么地方？直接的表征就是人均收入水平，人均收入水平只是一個結果，不是原因。過去也有發展經濟學說講貧困的惡性循環，我們最后證明這個貧困的惡性循環是解不開這個套。還有一種說法是資源稟賦結構的不同，有的國家資本豐富，有的國家勞動力豐富，還有的國家自然資源豐富。但是我們按照比較優勢理論分析，每個國家具有不同的要素稟賦結構，從而都可以發揮優勢，因此也不能說是一個根本性的差別。但是我的一個感覺，我們現在的觀察，(這可能不能構成一個理論，)一個落后經濟和一個發達國家最大的差別在于資源配置能力和資源配置效率的差別。

　　我們所說的中國的失衡，是指我們現在面對國際的失衡，繼而導致國內的失衡，看上去全是問題。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也可以說，它在布局上說，它是犧牲一部分資源，或者說讓出一部分利益來贏得增進我們資源配置的能力，這是第一步。接下去我們再通過一系列的調整，再轉到提高這個資源配置的能力，在國內也好，國際方面也好。我覺得它積極的意義也就是這一點，這樣也就是說我們

中國經濟某種程度上是一個增長、調整、再增長、再調整這么一個過程。迄今我們還沒有達到這種能力，能夠通過國際博弈進行一次性的完美的調整。

　　如果說中國不發達的核心是它的資源配置能力弱，資源配置效率低，如果我們看到這一點，我們就可以回答老余剛才提出的幾個問題。就是說中國資本在輸出，貿易大規模的順差，用我們廉價產品去補貼美國人，那么這個實際上出于同一個原因。也就是說我們讓出利益來贏得我們自己的能力，因為我們自己不具備，在國際競爭意義上說不具備資源配置的能力和效率。因此，我們把錢輸到那兒，讓人家去配置，或者把人家的錢輸進來，其實輸的不是錢。我們這幾年都在說我們不缺錢，不缺投資，我們為什么還要引？我們實際上引進的是資源配置的能力和效率。因此我們處在這個階段，中國處在一種不平衡中，在某種程度上它有這個條件，是因為美國也是不平衡的，跟我們形成了一個互補，互相抵消，我們各自贏得了自己的利益。它的核心是說，我們增進自己的資源組合能力，同時我們維持自己的經濟增長源泉，我想是這個意思。因此來說我們引進FDI也好，資本輸出也好，它可以說解決了這樣幾個問題，剛才老余也提到了。

　　比如說我們的金融壓力，我們的金融抑制使我們不能有效地組合資源。我們即使可以買技術，買技術很好，買管理也很好，買了以后我們不會用。同樣的比如說我們治理結構中，我們體制中有一系列的問題，這些問題通過讓別人用我們的資源，邊際上來進行體制的改革，進行治理結構的調整。那么從這樣來看，我們利用了世界經濟中的不平衡我們沒有吃虧，迄今為止我們把握了這個機會。我們不具備資源配置能力，其實我們從中國中小企業，也就是說改革以后新生出來的企業發展歷程可以看出，比如從鄉鎮企業看，最初是蘇南模式，蘇南模式曾經利用原來那種體制，發揮了有別于國有企業的組合資源能力。后來是溫州模式，利用民營經濟機制配置資源形成競爭能力，再以后，可能要利用外資幫助我們組合資源，就是珠江三角洲模式。再接下來更高一層的資源配置效率，后來達到長三角的模式。這個是在不斷的利用國際的不平衡，然后造成中國的一個平衡。中國和美國抵消以后實際上是一個平衡，達到了一個平衡或者說一個均衡。

　　這就是一個背景，這個背景問題在于中國經濟是很典型的，必須增長，為了增長，我們必須調整。也就是說在這種不均衡的條件下，我們怎么進行調整？在大的國際經濟格局條件下，我們進行經濟調整又沒有什么新的特別的特征？剛才張老師做了一個預測，但是我覺得這個預測你是根據過去的經驗，因為我們做國內的研究有一個新的體會，就是從勞動力市場，人口結構的變化我們發現中國面臨一個重大的轉折點。這個轉折點是什么呢？我們過去學發展經濟學，讀那些文章的時候，沒有感性的認識，只是從書本上知道，有一個“劉易斯轉折點”，把過去無限供給的勞動力終于吸納干凈了，剩余勞動力的澡盆淘干了，從而發生了一個根本性的變化。但是中國現在到了這個轉折點，這個轉折點的到來而且我認為有確鑿的證據。那么到了這個轉折點以后，好多預測可能和過去不一樣了，因為你過去十年也好，二十年也好，是在勞動力無限供給條件下的中國經濟增長。過了這個轉折點或者到了這個轉折點的時候就完全不一樣了，就是庫茲涅茨所謂農業經濟和現代經濟增長的差別。也就是倒U字型曲線的頂端也到了，我比較樂觀，講收入分配可能也有一個新的啟發。

　　這個證據是什么？第一，人口的結構告訴我們，過去我們有兩個因素的作用，一個是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讓人們不太生孩子了，生孩子成本高了，這個因素起了很大的作用。第二是由于政府的政策，即計劃生育政策的作用，降低了生育水平。過去我們總是看人口總量，實際上與經濟增長相關的人口問題應該看人口結構，也就是說從80年代開始，其實更早的時候是從60年代開始的，人口結構越來越傾向于提高勞動年齡人口占的比重。老齡人口老化一度比較慢，結果導致了兩個，一個就是勞動力的供給非常的充分，而且中國的勞動力供給并不是說中國的勞動力便宜，而是說中國的勞動力素質高，假如我們控制了中國勞動力素質的話，在同等情況下，中國的勞動力是非常便宜的。

　　還有一個我們知道，人的生命周期對人們的消費儲蓄是有影響的。由于我們整個人口結構把它看作一個人的生命周期，它是生產性最強的時期，因此我們保持長期的高儲蓄率，使我們資本供給得到了保障。因為過去我們在分析不好的預期，有宏觀經濟和國際經濟的影響，不管有什么影響，你得有一個儲蓄得以實現的基本面因素，這個應該就是人口的結構。我們曾經做了一個調查，叫做“人口紅利”。從80年代到目前，我們中國經濟增長中有四分之一來自于人口紅利，也就是說是人口結構的影響。我們用的所謂的人口指標就是總撫養率，總撫養比。也就是說一個百分點人口撫養率的下降導致零點一幾人均GDP的增長。但是中國人口的撫養比到什么時候結束呢？到2013年結束，也就是說現在已經在它的強弩之末，2013年之后就反回去了，假如我們模型還成立的話，每個百分點人口撫養比的提高就會導致零點一幾人口的下降。

　　現在勞動部的人天天說一年有兩千多萬人需要就業，我說中國現在勞動年齡人口凈增量現在只有1000萬左右，現在實際上逐年減少，大概在若干年之內勞動年齡人口的凈增量就是零了。那么從現實中看，我們看到珠三角地區的民工荒持續，而不是技工荒。劉易斯說，我講的永遠是普通勞動者，不是技工。中國也是，現在的民工荒不是技工荒，現在不只是珠三角，長三角也有，你到安徽一個山里，一個勞務輸出的縣，你到那兒縣長會告訴你，我們這兒缺工缺的很厲害，就是缺普通的工人。現在我在南水北調一線鍛煉，當業主，施工單位告訴我，過去一兩年勞動力成本的提高是前所未有的。所有這些因素，長期人口結構變化的因素，短期是勞動力的缺乏，實際上給我們一個信號，剩余勞動力的澡盆差不多要掏干了。

　　張曙光：我插一句，我覺得蔡昉有一個因素沒有考慮到，中國的人口特殊的波動，咱們幾個剩余高峰，在文革時期的剩余高峰現在馬上要進入就業高峰。而這個問題你從就業高峰來看可能今年差不多開始，最高峰2008年是2500萬。這個波恐怕是一個人為的，咱們政策造成的結果。你如果從一半來看是剛才這個結果。

　　蔡昉：張老師是這樣的，你說的這兩個觀點我覺得可能受到兩個相關部門的影響。一個是國家人口和計生委員會，還有一個是勞動和社會保障部。計生委從它工作角度來說，我們確實有一個生育高峰的變化，大家猜測在2020年之前可能還會有一個高峰，但是也不是特別肯定的。但是對于計劃生育工作者來說，是很大的一個壓力，他們把這個叫做“人口反彈”，這個也是計劃生育工作不能隨便放棄的一個理由。但是對于人口結構來說，這個影響是比較小的。比如這個影響，這個生育高峰的出現可能影響是20年以后，他們進入了就業市場。

　　張曙光：以前的生育高峰正好是現在就業的高峰。

　　蔡昉：還會有一個生育高峰，那個時候絕對是勞動力短缺的。現在的就業的高峰，我們已經包含在現在看的勞動年齡人口結構里面了，他們沒有突出出來，現在我們就在這個高峰上，即使在這個高峰上，我們每年勞動力的凈增量是在遞減的。還有所謂的2500萬這個數據來得有一點莫名其妙。

　　張曙光：這幾年正好是原來那個遞減的，現在是從今年以后會是一個什么樣子？

　　蔡昉：我們看到的是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做的預測，事業單是中國人口信息中心做的預測，聯合國人口基金做的預測，現在基本上都可以預測到2050年。我們看到大概勞動年齡人口大概在幾年之后不再增長，以后不再回到正數上。對我們對于階段性的判斷，至少不會產生大的影響。

　　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問題確實不敢下結論，昨天我們討論，我們一直在懷疑說我們還有一億五千萬到兩億農村剩余勞動力，到底有沒有？因為農業部搞陽光工程，就是培訓外出勞動力，但是基層做這個工作的同志反映回來的信息，他們也不敢直接跟政府反映，但是我們學者就會說，因為你跟政府反映錢就不給你了。他們跟學者說，你讓我培訓的人是不存在的，該出去的人都出去了。現在我們從沿海地區用工的情況看，非常普遍的出現什么情況呢？民工的年齡越來越大，受教育程度越來越低，這和你整個發展的趨向不一致，原因是什么呢？原來不該出來的那些人現在也都出來了，對他們有需求。因為我們面臨比較根本的轉折，實際上我們有一個說法，我們進行國內國際平衡問題的調整，是在一個新的、特殊的階段上進行調整，那么這些調整給我們很強的不同點。一個我們過去講劉易斯，劉易斯講的是封閉經濟，只有進入到劉易斯拐點之后才進入到開放經濟的分析。中國從一開始大幅度轉折的時候就已經是一個高度開放的經濟了，它可能是我們現在的矛盾所在，我們的國際貿易摩擦，逼我們升值的壓力，同時也是一個條件，因為你不是重新的介入，或者說努力的介入到國際調整中，這是一個優勢所在。

　　最后我想講，對于解決內外失調問題，大家有很多政策建議，例如用

人民幣升值的辦法，采取對FDI新的政策等等調整去做一些對失衡的糾正。但是有中國經濟內在的東西，它已經在推動了這個調整。比如說第一我們看到勞動力成本在提高，我寫了一個東西講三種工資趨同，一個是農民工資在提高，大學生工資下降，再就業的職工相對于原來來說在下降。但是民工的工資，反映了中國長期工資的變化趨勢，它是升高的趨勢，而且這個升高速度可能還會加快。另外我也做了國際比較，中國的絕對工資水平確實很低，低到前幾年還在美國制造業工資的2.9%的水平上，非常非常的低。但是它的增長速度是全世界最快的，我看了轉軌國家，看了不發達國家，看了OECD國家，中國的制造業工資上漲速度在過去的十五年中是最快的，今后我猜想還是會再加快，這是一個。

　　還有一個由于我們人口結構的變化，這只是猜想，我們的儲蓄率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響，不會像過去那樣的增長，但是我們不敢肯定，在一個中期的范圍內我們還不能肯定，長期是肯定的。再一個是全要素的生產率趕不上經濟轉型的要求。剛才張老師講我們的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勞動生產率提高主要是資本勞動比率的提高，不是真正效率的提高。我們對美國平衡的互補，加上中國有豐富的勞動力，有高儲蓄率的情況下，現在我們有了一個新的轉折，我們不能把經濟增長轉到提高勞動生產率上去，這就會有很大的麻煩。

　　再加上國際國內政策調整之間關系的問題，我們看到的是，我們可能討論更多的是我們面臨的國際壓力和我們國內看到的失衡現象我們怎么做調整？這些調整更多的是政策上的，好像是杠桿移動可以調整。但是我想提醒大家，我們經濟自身有好多自然發生的一些因素，這些因素可能更根本，使你經濟的調整是更自然的，更階段性的。那么國際政策杠桿的調整反過來我認為更多的應該轉向提高生產率，至于利用人民幣升值進行調整，我認為趨勢是對的，但是應該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