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評論員 周華公

　　當前，不僅我國政府和國內的經濟界人士在驚訝經濟發展速度如此之高，就連國外的同行們也睜大眼睛驚嘆不已：將近30年的高速發展，這在世界經濟史上就是奇跡，更何況這樣的高速是在中國政府一直強調宏觀調控緊縮投資增長的背景下產生的。

　　當然整體樂觀并不代表憂患無存，恰恰相反，中國經濟的發展正是在憂中有喜、喜中有憂戲劇性氛圍中實現的。我們注意到，當前內需不足的問題仍然很嚴重。其次，環境破壞、生產性事故等問題也與十一五制定的目標不符。這些問題大多跟百姓的生活質量密切相關。

　　就拿物價指數而言，最近公布的物價指數有所上升，但這不是需求上升的結果，而是因為生產環節成本增加。所以，說了好多年的內需不足要真的雄起，還得讓老百姓更加大方地掏腰包。可當前的問題不是百姓不愿掏腰包，而是百姓不敢隨意掏腰包，或者無錢掏腰包。這就是政府的經濟決策需要做更加細致的工作的時候了，決策的時候，向百姓更邁近一步，考慮百姓的前憂后慮，考慮百姓的生老病死，解決了百姓消費的后顧之憂，就不怕內需不足了。現在，政府在減免農民的負擔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醫療和基礎教育方面也有所行動，但能否力度大點，步子快點，是該當即決定的時候了。假如投資持續增長，需求長期不振，那庫存日益增多，廉價產品出口導致的貿易爭端不斷增大，再談解決百姓需求，豈不是太落后的亡羊補牢嗎？

　　環境破壞對百姓的健康構成巨大的威脅。但一個造紙廠、一個冶煉廠為什么偏偏要在落后地區落地開“花”？為什么不在發達地區開“花”結果？原因很簡單，經濟的落后，居民收入的落后迫使地方政府必須將發達地區淘汰的產業引進來。這就是生存先于發展的道理。如果按照環境方面的法規，這些企業要掏巨額資金搞好環保，可能就會嚇倒企業，企業一跑，地方經濟幾陷癱瘓，那地方上考慮如此后果后，肯定還是要污染的企業而不要有環保的饑餓。因此，這也要求經濟決策層必須向百姓走近一步，扶持貧困地方的經濟發展又給予這些地方污染企業一定的環保援助，豈不是兩全其美的事情。

　　同理，雖然生產性事故也是頻發，但煤礦也從不缺少工人，原因在于工人們不挖煤賺得更少，生活更苦。如此情況，只好拿生命做賭注了。

　　因此，要改變礦工的苦，要改變污染企業的環境破壞，要改變內需不足的“大痛”，都要求經濟決策更加靠近百姓，先解決好生存，再解決好發展，這樣，百姓樂融融，經濟也樂融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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