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發改委第18次藥品“降價令”首次大刀闊斧地“砍”向昂貴的抗腫瘤藥物。然而，同以往藥品降價一樣，患者并未感到醫療負擔明顯減輕。記者在近一個月的追蹤調查中發現，因為醫患信息的極不對稱、患者無法操控的多種因素，藥品降價實惠在經過藥廠、經銷商、醫院、醫生的重重關卡后，最終能有多少落到患者頭上，實在是個未知數。

　　業內人士指出，如果沒有醫療體制的徹底改革，沒有藥品流通體制的根本改變，沒有藥品生產上市的更細化的“游戲規則”，單憑藥品“降價令”難以根治醫療“體制病”。

　　降價令能減多少負擔？

　　“家里有一個腫瘤病人，就意味著從此將必須向一個‘吃錢黑洞’無止境地拋撒金錢。”中山大學附屬腫瘤

醫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醫生如此總結腫瘤患者的“藥費不能承受之重”。據介紹，在我國，腫瘤患者如堅持治療，最保守估計都要花費10萬到30萬元。

　　沉重的經濟負擔使得廣大患者對抗腫瘤藥品價格高的問題反映強烈。6月12日，國家發改委第18次

藥品降價令首次“砍”向昂貴的抗腫瘤藥物。67種降價腫瘤藥物涉及300多個劑型規格，平均降幅23%，最大降幅達57%，降價金額達23億元。

　　記者采訪的腫瘤專科醫生大多認為，此次降價幅度較大、涵蓋范圍較廣，一定程度上的確能使腫瘤患者的醫療費用有所降低。降價使得一些藥物進入患者能夠承受的范圍，從而更好地保證了化療的標準化實施。

　　以一位早期乳腺癌患者為例，在六個療程的化療中，使用國產藥艾素，降價前780元/20毫克，降價后713元/20毫克。按患者每次使用120毫克計算，降價后化療每療程可節省402元，六個療程合計可省2412元。而在后期治療中，服用來唑，降價前22.6元/粒，降價后19.3元/粒，每天一粒，連續服用5年，降價后累計可省6000多元。

　　

藥價降能否真的減負？

　　然而同以往的降價一樣，患者并未感到醫療負擔明顯減輕。一位特地從湖南農村趕到廣州治療的患者告訴記者：“一入院就交了一萬元，才住了五天，賬上就只剩不到千元了，不知道家里不多的積蓄還能撐多久！聽說藥降價了，可沒感到看病便宜多少。”

　　記者在追蹤調查中發現，藥價并非是導致腫瘤治療費用高昂的惟一因素。

　　廣州醫學院附屬腫瘤醫院化療一科主任喻慶薇認為，腫瘤是一種復雜的疾病，其治療費用由診斷、治療和后期康復等環節構成。由于所有治療方法都不是腫瘤治療惟一有效的方法，如果醫生給患者使用一種藥物或一種方法后，療效不好，那就要換另一種方法。客觀而言，在這個不斷變換的過程中，病人的治療費用也會隨之增加。又如早期癌癥患者的治療費用相對低于晚期患者。

　　不少醫生們也承認，目前我國腫瘤治療領域中存在著許多不規范的現象。如有些醫院非腫瘤專科醫生給患者治療，醫治往往難以有的放矢，重復檢查、重復用藥、重復治療等現象比比皆是。還有個別醫德不佳的醫生為了追求經濟利益而濫開“大驗單”，導致病人尚未開始治療，就先花去大筆費用。

　　業內人士認為，因為構成醫治負擔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因而光是降低藥價不足以減輕腫瘤患者的經濟負擔。醫院重復檢查、過度治療，病人病急亂投醫等多種因素支撐著腫瘤治療高昂的費用。

　　有多少“損招”抵制降價？

　　盡管腫瘤治療費用高昂有著一些客觀因素，然而，記者在追蹤調查中發現，政府降價令前仍有一股暗流在抵制降價，其動向值得關注。

　　——藥廠生產規避政策。“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據業內人士透露，每次降價都會遭遇降價藥品停止生產、換個包裝登場的“對策”，這次新規定雖然把住了“類別”、“劑量”關，但仍可能留下漏洞。如此次降價按照藥品類別調整價格，可防止同類藥品間替代現象的發生，但生產商仍有換個類別來提價的可能。如本身是注射液，改頭換面成注射用的粉針劑，就可以鉆按類別限制藥品價格的空子。如降價的是劑量為一克的藥物，那么廠家將劑量改成兩克，就能讓藥品跳出限價范圍了。

　　——醫生下筆避廉就貴。我國目前還沒有針對每一種腫瘤治療專門設計的治療指南，因而醫生臨床如何用藥是沒有明文規定的。業內人士擔憂地指出，不排除黑心醫生與經銷商聯合，放棄使用降價藥而向患者推薦使用其他的昂貴藥。在目前患者與醫生信息極度不對稱的情況下，醫生筆下“避廉就貴”的處方大有大行其道的空間。

　　——藥店遭遇停貨威脅。中山大學附屬腫瘤醫院附近一家專業腫瘤藥店的經理告訴記者，醫院是廠家銷售的大頭客戶，廠家自然得罪不起，于是廠家便向藥店施加壓力。“降價令后，我們一調低價格，就立馬遭到經銷商和廠家停止供貨的威脅。剛開始調價那幾天，我每天都要接到十幾個這樣的威脅電話。”記者在附近幾家腫瘤藥專業藥店看到，雖然都已執行新藥價，不過都是按國家規定的最高零售價來賣的。

　　本報記者:陳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