４０歲華人成世行三號人物

　　世界銀行（ＩＢＲＤ）是世界上最大的金融發展機構，它與國際貿易組織（ＷＴＯ）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ＩＭＦ），并列為全球三大國際經濟組織。

　　章晟曼是世界銀行歷史上最年輕的常務副行長，也是華人在國際經濟組織中職位最高者。在赴任前，朱镕基曾叮囑他：你去世行任高職，是件好事，你要先站住，再站高。

　　他在世行的10年里每天平均工作15～16個小時，管理著3500億美元的資產。以下是他的自述。

　　40歲就成為世行三號人物

　　1994年11月，奉國家之命，我出任世行中國執行董事，1995年4月，我升為正司級干部。在世行大樓里，在世行執董會中，我成了中國聲音的代表者。

　　在世行龐大的官僚體系中，副行長級的職位有20個，日常的管理團隊有7位，而最核心的執行委員會則有五位，分別是行長、常務副行長、兩位主管業務的高級副行長、一位主管行政的高級副行長。作為副行長兼秘書長，當時的我尚未進入最核心的執委會。卡基的離職，意味著執委會需要一個新的人物來替補。

　　不久，行長約我共進午餐，和我談了關于卡基走后的分工問題，告訴我人事、行政部門的高級副行長將由我來接替。

　　就這樣，在沒有任何心理準備的情況下，被推進了世行最核心的領導層。在班子里，我剛剛40歲，服務世行才兩年，是世行歷史上最年輕的高級副行長。不久之后，沃爾芬森又向執董會提議，除了常務副行長之外，我也可以代表他主持執董會。這意味著，我實際上成為了世行的三號人物。

　　已經退休的卡基告訴我，是他向沃爾芬森推薦了我。由于多年的交道，他對我比較了解。經過他兩年的觀察，他認為我雖然話語不多，但是很沉著穩重，敢于做決定，而且來自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是比較合適的人選。

　　大學一畢業就開始和世行打交道

　　1957年，我出生在上海。中學畢業后被保送進了

　　畢業回國后被分配到財政部的外事財務司世行處。第一次到國際組織工作，我被委派到華盛頓世行總部，出任中國執行董事的技術助理。盡管我的身份只是它的一個成員國執董的助理，協助執董研究世界銀行的政策，給國內決策層提出參考意見。由于我的努力和勤奮，我工作了將近四年半，并利用這段時間，在當地大學讀完了公共管理碩士課程。

　　當我奉調回到了財政部時，世行處也已升格為世行司。我被提拔到綜合處先后擔任副處長、處長，兩年后，又升任副司長。從那時候起，我就開始一次次地刷新各種“最年輕的”紀錄。

　　隨時做好辭職的準備

　　沃爾芬森是一個個性很強，很有成就的行長。我常常形容這個上司是一個“海嘯式的人物”，情緒來得很快，去得也很快。在1998年，在我出任負責人事的高級副行長后，就曾經領教過他的暴風雨式的領導風格。

　　那一年，銀行的項目監察小組需要尋找一個領導人。按照正常程序，我們找到了加納總統的科技顧問，他在環保、科技方面很有建樹。

　　晚上7點，我還在辦公室處理文件，突然電話鈴響了起來，話筒那頭是一個暴跳如雷的聲音，“我對你提出的這個人非常不滿意，他是有問題的。這個人歷史上有過貪污！”并不由分說地掛斷了電話。15分鐘后，電話鈴又暴響起來，還是他，沒說兩句電話又掛斷了。下一個15分鐘沃爾芬森已經從自己的辦公室跑到我這里來了。

　　他要求我把經辦人叫上來。我告訴他，現在人事部的人都已回家了，明天再說吧，如果是我們搞錯了，我會承擔全部責任。

　　第二天一早，我就把辦事人員叫到了我的辦公室，重新審閱那人的檔案，果然在檔案中有一些簡要的記載。25年前，當他在美國國家博物館做研究學者時，有機構對他進行過一次廉潔調查。

　　很快，25年前做調查的負責人找到了，他已經近80歲，他告訴我們的人，那個調查的起因，是因為他是第一個擔任那個崗位的黑人。當年種族歧視十分厲害，幾個白人為了搶這個崗位誣陷他，而調查的結果則證明他是清白的。

　　事后，沃爾芬森向我道了歉。通過這件事情我得出結論，給上司工作：第一，事情一定要干好。第二，風暴來時，你不要發憷。第三，隨時要做好辭職的準備。對于一個問題，你如有很強烈的觀點，你只要明確地說，哪怕不太中聽，甚至是不太正確的，他在事后還是很感激的。作為世行的常務副行長絕不能患得患失，不能有害怕的念頭，更不能害怕丟官。

　　據《北京娛樂信報》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