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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真是學者第一要務，替百姓說話不是其必然使命。
對于長期從事經濟研究的人員來說，求真是第一要務。研究人員應該盡其所能講實話，至于說實話的結果，官員、企業家或者百姓是否愛聽，則不在他的考慮之列。
經濟學者應該替百姓說話嗎？很遺憾，這不是從事經濟研究人員必然的義務或者使
命。
粗略地說，科學是求真的，人文是求善的，藝術是求美的，經濟學經過幾個世紀的發展，正努力爭取自身的求真地位。何謂求真？作為醫生，他會盡其職業技能，為病人診治，如果產婦生產的是個女嬰，那么他不會為討得產婦一家的歡欣而把女嬰說成是男嬰；如果病人得的是難以治愈的重癥，那么他也不應該輕描淡寫地說這僅僅是一場風寒。但這絕不意味著，醫生就沒有重男輕女的偏見，或者他樂意見到病人身患重癥的結果。
對于長期從事經濟研究的人員來說，求真也絕對是第一要務。做學術研究、給政策建議、寫財經評論時，他必須本著經濟學固有的邏輯以及實證數據，然后得出相關結論。沒有邏輯和數據的觀點對他來說是難以忍受和無法置評的。回顧過去5年，2001年底，國內外充斥著中國經濟被嚴重高估、行將崩潰的質疑，我和趙曉、曙松等從中國的能源消耗、服務業的漏統等角度進行實證，得出了中國經濟規模被低估的結論，一時輿論大嘩，這樣的研究被認為是向政府獻媚的。2003年初，我撰寫了一則短文，提出從GDP統計的支出法和部門法來估計，“非典”恐怕難以改變中國經濟景氣周期的強勁回升，它帶來了各種令人難堪的侮辱，但卻沒有帶來對GDP測算方法和數據的任何質疑和討論。近日一則“粗略的房價驟降可能帶來何等金融風險”的短文，再度讓我不得不思考一下，做研究和做評論，是否都需要小心翼翼地秉承理性呢？我依然固執地認為，研究人員應該盡其所能講實話，至于說實話的結果，官員、企業家或者百姓是否愛聽，不在他的考慮之列。
求真決定了經濟學者不是喜鵲也不是烏鴉。稍通文墨的人都知道，在中國，悲觀和批評的文章總是能輕易地獲得掌聲。但是，研究人員不會因為老百姓喜歡聽什么他就說什么，如果他沾染了這樣的習氣，那么同樣有可能的是，這個研究人員會在官員面前屈從于權勢說官員愛聽的話語，在企業家面前屈從于財富說企業家愛聽的話語，一個喪失了說實話本質的研究人員，就有可能墮落為一個忽而媚眾、忽而趨炎附勢的變色龍。考慮到權力和金錢往往對學者的誘惑力更大，因此放棄了求真精神的學人更容易和權貴合謀。
學者應該替百姓說話嗎？這需要看百姓的訴求是否在理，一個經受了哪怕粗淺經濟學訓練的研究人員，求真本性都超越了一切。這給他帶來了兩個巨大的危險，一是他的言論往往不合時宜，而民眾卻期望他是民意代表那樣的角色；二是他的結論過于堅持理性，這決定了他潛在地認為，大多數人信以為真的事情，他并不必然不認同。在一個浮躁的國度，“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仍是稀缺的座右銘，因此要堅持的，除了理性、理性，還是理性。
北京師范大學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鐘偉
（Robby／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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