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貴峰
“我怎么就成了中等收入者了，就因為買了房子？如果是那樣的話，正相反，我是給銀行打工的民工。”——身為廣州高檔社區業主并擁有體面工作、年薪10萬的張旭（化名）向記者大倒吐苦水，“我一直不認為自己是一個中等收入者，”“我現在是苦苦支撐著。”（《廣州日報》6月28日）
類似張旭這樣雖然拿著高薪卻拒絕認同“中產”身份、并且自我感覺“易碎”的城市中產者，無疑不在少數。記者采訪發現，在眾多年收入在10萬元左右的人當中，“大多數人不承認自己是中等收入者。”——為什么這些被許多人看好甚至艷羨的都市白領們，紛紛傾向于“看扁”自己？
顯然，表面優厚薪水背后其實潛伏著巨大的生活壓力、風險預期，這是導致這種“易碎”心理的直接原因。以張旭為例，“雖然每個月能掙8000元，但扣除3000多的按揭款、物業管理、水電等費用，加上每個月還要給遠在家鄉的年邁父母寄些贍養費，每月實際上所剩無幾，”張旭由此感嘆：“我是住在中等收入者的社區，過著低收入者的日子，”“從馬路那邊（民工聚集區）要跨過來可能很難，但要滑過去卻非常簡單，只需要你失業、單位效益下降，或者家庭成員生病！”
不斷瘋漲的房價，動輒天價、令人生畏的醫療費，居高不下的失業率，所有這些，早已是時下我們并不陌生的城市生活景觀——既然它可以讓那些社會底層群體“買不起房、看不起病”、并成為阻遏他們向上流動的經濟瓶頸，當然同樣也會時刻威脅著中產者看似體面風光的生活、蠶食乃至吞噬他們所謂的“高薪”，使其備感生活的“易碎”——“我一旦停止工作，現在的一切就不復存在。”而與此相佐證的一份最新數據是，在世界物價最高的20個城市中，人均ＧＤＰ在世界百位左右的中國卻有兩個城市入選。（《人民網》6月27日）
可見，當前城市中產的“易碎”，其實折射的是諸多公共權利——社會保障水平、公共品供給狀況本身的易碎和虛置：住房、醫療、教育等等原本該為人們“遮風擋雨”，提供起碼生活庇護、風險保障的公共項目，如今卻成了個人需要赤裸面對、獨立應付的純市場化存在——為了買房，你得準備當20年“房奴”；自己或家人生一場病，就能迅速耗盡你的全部積蓄；產業化的教育體制下，“送孩子讀書如賭博”……即便是在社會保障的核心領域——養老權益上，情況同樣不容樂觀，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統計，由于我國養老保險個人賬戶長期空賬運行，目前養老金缺口已達2．5萬億元；為此，有調查顯示，92．1％的人對自己“走不動以后”的生活感到焦慮，57％的人覺得養老還得“靠自己另外攢錢”。（《中國青年報》2005年12月13日）
其實，所謂中產或者中等收入群體，按照最初發明這一概念的美國社會學家米爾斯的定義，并不僅僅取決于單純的收入、經濟狀況，還在于與其生活、心理和社會地位狀態相連接的權利、利益。這意味著，要使“中產”成為可能，并且足夠堅實而不是“易碎”，進而起到維系社會和諧穩定的作用，表面薪水的多寡并不是最關鍵的，關鍵在于，我們能否建立起一個足以支撐最廣大社會群體公共權利的穩定的社會保障體系、公共品供給系統，為他們最基本的生活利益兜底，使之后顧無憂。
在一個開放競爭的現代社會，過上一份至少居有屋、病有醫、老有養的體面、“中等”生活，無疑是人人所追求和向往的，然而，競爭的風險性與個人能力的有限性又決定了僅憑一己單打獨斗去實現這種理想的脆弱性（當然少數大富大貴者不在此列），因此，除非我們盡快完善一個強大的社會公共支持系統，否則，不獨中產階層，而且絕大多數社會群體的生活，都難免“易碎”的命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