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準提升：中國食品安全的救贖之路

　　“‘肯定列表制度’一實施，中國能出口日本的農產品恐怕只剩下胡蘿卜了。”山東煙臺某蔬菜加工出口公司的張經理的這句玩笑話，道出的是中國食品安全面臨的嚴峻現實。

　　“肯定列表制度”涉及煙臺市出口日本的水果、蔬菜、禽畜肉、海產品等200多種農產品和食品，其中對蔬菜和水果類產品的出口沖擊最大。初步估計，自“

肯定列表制度”開始實施，煙臺約有7億美元的出口農產品受到直接影響。張經理憂心忡忡地說：“‘肯定列表制度’就像一扇大門，要是沒有更快更合適的解決辦法，進不了這扇門像我們這樣的企業最終面臨的結局就是關門倒閉了。”

　　張經理的話吐出了眾多農產品生產加工企業的心酸，日本“肯定列表制度”實施不到一個月，中國相關行業對日出口將更加困難，并且已經面臨了極大的考驗。不僅僅山東的農產品出口受到嚴重的影響，據了解，此項制度的出臺，將直接影響到中國近80億美元的出口額，涉及到6000多家對日農產品出口企業。可以這樣說，“肯定列表制度”已經在衡量中國食品安全的天平上加上了更重的砝碼。

　　張經理一臉無奈地問：面對這一事實，我們只能等死嗎？

　　壁壘水漲船高

　　上海蔬菜行業協會會長楊勇萍形象地把日本對中國設限稱為三次“圍剿”：第一次是2001年對三項產品的緊急設限；第二次是2002年到2003年間日本對中國出口的禽肉、冷凍蔬菜（菠菜）和鰻魚進行化學品殘留物質檢查，曾經采取了全面禁止中國禽肉進口、停止進口、命令檢查等各種嚴格措施；日本國內媒體甚至把中國進口的肉類、蔬菜稱為“毒肉”、“毒菜”；第三次就是此次“肯定列表制度”，其沖擊規模將遠遠超過上兩次。

　　“肯定列表制度”日本暫定標準指標嚴于我國現行標準的有74種247項；日本實施的農殘限量新標準中，涉及797種農藥、獸藥和添加劑，設定53862個限量標準；而我國目前的限量標準僅涉及農業化學品200余種，限量指標不到3000條，差距非常明顯。

　　現在每年全世界各國頒布的技術法規大約有800多個。商務部的調查顯示，國外技術性貿易壁壘對我國出口的影響日益顯著，已經涉及我國2/3以上的出口企業和1/3以上的出口商品，每年造成的損失高達200億美元。以我國遭受國外技術性貿易壁壘最多的農產品和食品行業為例，我國有90%的農業及食品出口企業受國外技術性貿易壁壘影響，造成每年損失約90億美元。

　　危機中的契機

　　“企業將經歷的陣痛是難免的。”楊勇萍認為，“但換個角度看，日本‘肯定列表制度’將由農業化學品引入的危及食品安全的所有因素置于控制之下，也會推動國內農產品質量監管體系的升級。”

　　中國農產品出口告急，不僅因為中國對日出口農產品數額巨大，也因為中國在農藥使用歷史問題上有著“糟糕的口碑”，使得中國成為日本海關在執行過程中的重點盯防對象。目前中國很可能是受新標準影響最大的國家。

　　“肯定列表制度”推出以來，我國出口、加工、生產等環節的企業在面臨嚴峻挑戰的同時也正在積極地剖析自己本身的諸多弊端，尋找解決和發展的辦法。為此，煙臺的農產品出口企業積極采取措施應對日本“肯定列表制度”。大部分食品出口企業增加了檢測設備資金投入，為應對“肯定列表”做好硬件方面的準備。同時，煙臺已經組織兩批食品出口企業檢測人員到日本最大的檢疫所———橫濱檢疫所學習。一些企業正在改變原有模式加強農產品基地管理。改變以往“公司＋農戶＋基地”的管理模式，變為“公司＋基地”的管理模式，由農戶自主管理土地變為公司直接指導農戶進行土地種植管理，確保管理信息執行的準確性和及時性。同時擴大基地面積，最大限度滿足加工需要。在重壓同時，煙臺的一些食品出口企業已經逆勢飄紅。

　　誰扛“新標準”大旗

　　面對危機，只有練好“內功”才能給“肯定列表制度”這道難題交一份高質量的答卷。然而誰又能真正扛起“新標準”的大旗呢？危機之中需要我們尋找出解決問題的切實可行的、甚至是長期有效的發展模式，時下這個問題已經相當艱巨而迫切。

　　業內專家認為，政府推動農業標準化建設是應對“肯定列表制度”的長效機制；加強生產源頭管理是降低“肯定列表制度”影響的根本措施。當務之急是要進一步完善農產品生產標準體系，使之與國際接軌；建立健全有效的疫病疫情防控體系；進一步清理整頓農獸藥市場，從種養源頭上控制住農藥殘留。同時，加強對農業生產技術、管理的指導和培訓，使農民從根本上掌握符合新標準的應用技術。

　　中國食品土畜進出口商會認為，中國出口企業以中小企業為主，“基地+公司”的經營模式范圍小，很多企業只能從分散小農戶手中收購產品，不能形成規模化、產業化生產是問題所在。一些農產品種植企業也表示，公司將在產品生長源頭控制農藥殘留量，如對種植地塊、水源灌溉、農藝肥料等環節都嚴格按照日本標準操作，用無污染水源澆灌，設置隔離帶等。

　　早在2006年1月中國農經產業高峰會上，香港長江生命科技有限公司首席科學家張令玉教授曾做過題為《三安有機農產品工程與解決“三農”問題初探》的報告，其中提到“三安有機農產品工程”模式。提出“三安”技術產品以修復還原回歸自然生產環境為基礎，以系列“三安”技術產品從污染的源頭切斷了污染源，有效地避免了化學污染造成的危害，創建人與自然和諧的安全食品發展新模式。這種模式的設想正好符合了從源頭上控制農藥殘留的原則，從世界食品安全的層面來看，不僅僅為了應對“肯定列表”，放棄化肥的使用將成為一個大趨勢，而張令玉教授曾經提出的“三安”模式恰巧吻合了這個世界性的趨勢。另外，“三安”模式還有一套相當嚴格的標準作為尺度，以保障通過這種模式生產的產品最終的安全性。目前，“三安”模式已經制定了100多項標準，部分標準已經通過了國家的審批。該標準中規定了使用系列“三安”技術產品對環境的修復還原、回歸自然的指標，旨在達到確保廣大民眾健康的目的，建立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生態環境，促進經濟持續的快速發展。

　　安全的食品是生產出來的，不是檢出來的。目前我國企業應積極按照包括日本“肯定列表制度”在內的國內外要求，從源頭管理上推行標準化建設，健全追溯體系，努力做到“源頭能控制，過程可追溯，質量有保證”，“三安”模式不失為一種可以借鑒或者是值得推廣的解決問題的方法。

　　在這樣的危機時期，要把不利因素變為積極因素，抓住機遇，應對挑戰，努力促進我國農產品出口，就必須依靠政府、企業和檢驗檢疫部門共同努力，強化“源頭控制”，尋找最為安全穩妥的途徑，才有可能打造我國食品安全的“銅墻鐵壁”，才可能找到中國食品安全的救贖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