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時期勞動力供求形勢分析

　　新時期就業問題是中國可持續發展面臨的突出問題，受勞動年齡人口和勞動參與率決定的勞動力供給持續增長，就業崗位嚴重不足，除了公開的失業人員以外，還有為數更多的隱性失業人口和就業不足人員。綜合以上因素判斷，中國本世紀初的實際失業率在7％以上，未來幾年如能達成“十一五規劃”設定的就業目標，實際的失業水平可望不至進一步提升。

　　■李文

　　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勞動年齡人口還在繼續增長，單是從數量上看，勞動力資源近乎無限供給，這既是中國參與國際競爭的一大優勢，也會給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產業技術選擇和就業保障體系構成巨大的壓力，這一問題處理不好還會影響社會的安定。因此，《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一章中首先提出的就是要千方百計擴大就業，要求“把擴大就業擺在經濟社會發展更突出的位置，實行積極的就業政策，統籌城鄉就業，努力控制失業規模”。本文擬分析新時期我國的勞動力供求形勢，盡可能對勞動力供求缺口做出比較符合實際的判斷。

　　一、勞動年齡人口的增長

　　今后若干年�熡捎谶^去長期人口增長的慣性�煱殡S人口總量的增長�熚覈鴦趧幽挲g人口數量從而勞動力供給仍將呈上升趨勢。具體數量如何，國內學界說法不一。有觀點認為，中國男１６－５９歲、女１６－５４歲的勞動年齡人口１９９５年為７．３１億人，２０００年為７．８億人，２０１０年為８．５７億人，２０１６年達到峰值時為８．７億人，直到２０３０年勞動年齡人口總量也不會低于２０００年的水平。如果考慮到提前就業和目前很多職工在退休以后仍然另外從業的實際情況，把勞動力資源的統計口徑界定在１５－６５歲年齡段，那么，１９９５年的勞動力資源是８．２億人，２００５年超過９億人，２０２５年將超過１０億人，其后一直到２０５０年都會保持在１０億人以上。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研究所的一項預測認為，我國１５－５９歲人口２０００年為８．２３億人，２０１０年會增加至９．２６億人，２０２０年達９．４１億人，其后才會逐年減少。這一預測結果與國外權威機構的預測比較接近。聯合國１９９４年的預測認為，中國１５－５９歲勞動年齡人口２０００年為８．３２億人，２０１０年將增至９．２６億人，２０２０年達到最高峰９．４９億人；英國經濟學家情報社（ＥＩＵ）和世界銀行預測２０００年中國１５－６４歲年齡人口為８．４６億人，到２０１０年將達９．５６億人。這個數字要大于法定勞動年齡人口數，因為官方規定的退休年齡為男６０歲、女５５歲，剔除這部分人口，余下的結果當與前兩個方案出入不大。

　　總之，從從屬比（人口負擔系數）看，我國目前正處在人口年齡結構變動的“黃金時期”，從現在起，勞動年齡人口的相對數量還會繼續增長１０年左右，絕對數量還會繼續增長２０年左右，近４０年內將始終高于目前的數量，２１世紀中期后有所減少也極其有限，勞動力資源近乎無限供給。

　　二、勞動力參與率與勞動力供給

　　勞動年齡人口和勞動力參與率的積便是勞動力實際供給量。由于我國人口受教育年限參差不齊，兼業、非正規就業和地下經濟活動比較普遍，相當一部分退休人員重新就業，加之農村勞動力不受法定勞動年齡限制，因而我國的勞動力參與率遠高于國外一般水平，如按法定勞動年齡人口測算約為９５％左右（以１９８２年和１９９０年兩次人口普查數據為例計算出的勞動力參與率分別是９４．７％和９５．３％），按國際可比口徑（１５－６４歲的人口界定為勞動年齡人口）計算當在８５％左右，比２０世紀９０年代中期的美國、日本、德國、韓國、印尼、巴西分別高出１４．４、１０．６、３０．４、２３．６、１６．４、１９．７個百分點。今后隨著農村城市化進程的推進、人口受教育年限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更多的非正規就業轉化為正規就業，我國人口的勞動力參與率肯定會趨于降低。需要指出的是，勞動力參與率降低也可能是就業市場惡化的結果，在那種場合，公開的和隱性的失業水平都會提高。我國勞動力參與率如能降到上個世紀９０年代中期日本的水平，那么本世紀前１０年勞動力將每年新增９００萬以上（比前１０年每年多增加約２００萬人）。如果超過這一水平，每年將新增１０００萬以上。２０１０年以后，伴隨少年人口比重的快速下降和老年人口比重的迅速上升，勞動年齡人口所占的比重會明顯降低，從而勞動力供給量會逐漸減少，但絕對量仍會增加相當長一段時期。

　　三、現行統計中的失業人口和失業率

　　我國現行統計中的勞動力指標主要有兩個，一個是經濟活動人口，一個是城鄉從業人員。經濟活動人口是指１６歲以上、有勞動能力且參加或要求參加社會經濟活動的人口，包括從業人員和失業人員。這一指標相當于前文分析中的全社會勞動力供給量。至于城鄉從業人員即是指全社會實際從事經濟活動的全部勞動力。如２０００年我國經濟活動人口總量為７３９９２萬人，從業人員數為７２０８５萬人，二者相減為１９０７萬人，占經濟活動人口總量的２．５８％。統計中的經濟活動人口與城鄉從業人員之間的差額是否就是全部公開失業人口？答案是否定的。

　　在我國，失業有特殊的統計定義和統計范圍。勞動部門規定的登記失業的統計定義為：在勞動年齡內（１６歲以上，退休年齡以下）有勞動能力，目前無工作、以某種方式正在尋找工作并按有關規定在勞動部門辦理了失業登記的人員，如此得到的失業率稱登記失業率。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鎮登記失業率從１９７８年的５．３％一度下降到１９８５年的１．８％，然后又逐步上升到２０００年的３．１％、２００５年的４．２％。登記失業率在一定程度上是可控的，政府得以根據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情況循序漸進地擴大登記失業的規模和比例。未來５年政府對城鎮登記失業率的規劃目標為不超過５％。

　　統計部門的失業定義是：１６歲以上，有勞動能力，調查周內未從事有收入的勞動（具體是指勞動時間不到一小時），當前有就業的可能（具體是指如有工作兩周內可以上班）并正以某種方式在尋找工作的人員，如此得出的失業率被稱作調查失業率。估算的調查失業率２０世紀９０年代中期為４％，９０年代后期超過６％，２００３年后有所緩和。

　　從統計范圍看，目前失業登記的統計范圍基本上是戶口在本地的城鎮人口，失業調查的范圍也是城鎮常住人口，這兩個范圍都不包括廣大農村和大量臨時進城的農村勞動力，而且也不包括企業下崗職工。

　　四、隱性失業人口

　　除了上述統計到的公開失業人口外，中國城鄉從業人員中還包含了大量的就業不足人員和尚未解除勞動關系的城市下崗職工，這部分人口理論界統稱隱性失業人口。

　　就業不足人員

　　就業不足人員是指：非個人原因，在調查周內工作時間不到標準工作時間的一半（即２０小時），并愿意從事更多工作的人員。用上述標準判斷，我國就業不足人員是大量存在的，這其中有單位的富余人員、農村的剩余勞動力以及城鎮各種工作不飽滿、收入較低的就業人員。就業不足是就業的一種狀態，而不是失業的一種狀態，但就業不足人員隨時都可能轉化為失業人員。

　　與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相比，我國的就業不足人員占就業人員的比重要高得多。主要原因有三個：一是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的失業保險覆蓋面較寬，失業保險水平也較高，勞動力失業后普遍享受失業保險，生活有保障，因此有某些人“盼失業”之說；但我國的失業保障面還比較窄，能領取失業保險金的人還比較少，失業保險水平也很低，很多勞動力失去工作后也就失去了生活費來源，因此都力求能再從事有收入的勞動，就是處于就業不足狀態也總比失業強。二是我國各類企業、事業和機關單位還沒有完全改變“鐵飯碗、大鍋飯”的機制，單位不能根據生產和工作任務狀況隨時增減人員，這就使相當一部分人處于就業不足狀態。三是由于勞動力市場還不健全，再加上戶籍管理等方面的限制，勞動力還不能完全自由流動，特別是農村大量的剩余勞動力還不能自由流向城鎮。

　　下崗職工

　　下崗職工是上世紀９０年代中期以來國有企業就業不足人員轉化為公開失業人員的一種特殊的過渡形式。１９９８年８月，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財政部、教育部、國家統計局、中華全國總工會六部門聯合發文，對國有企業下崗職工作了明確的界定，即：實行勞動合同制以前參加工作的國有企業的正式職工（不含從農村招收的臨時合同工）、以及實行勞動合同制以后參加工作且合同期未滿的合同制職工中，因企業生產經營等原因而下崗、沒有在社會上找到其他工作的人員。“下崗”實際就是失業，只是在保障制度上二者有所不同。政府之所以沒有選擇讓這些失去了工作崗位的人直接失業，乃是因為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企業與職工之間客觀存在著一種特殊的信用關系。就是說，職工一旦被某一單位錄用，事實上雙方就互相對對方有了一個鄭重的承諾。職工的承諾是不經單位同意則必須永遠在這里干，單位一方的承諾是只要你不犯大錯就永遠雇用你。這種特殊的事實上存在的終身就業以及養老、醫療保障方面的承諾——即以單位為載體的保障制度——不僅以國家法律的形式給予了確認，而且也以低工資制度給以經濟意義上的保證。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化，這種國家、企業、職工個人間的信用鏈條不斷松動。首先是國家改變了一次分配定終身的固定工制度，實行勞動合同制并鼓勵勞動者合理流動；職工個人也不愿終身依附于一個單位，而傾向于自由流動；企業為了增強自身的競爭能力也希望根據生產的需要招用人員。這種制度與認識上的改變一經市場體制的催化，便使得隱蔽于單位內部的冗員大量顯現出來。正是基于這樣一些歷史原因，在原有的單位保障體系已難以發揮作用、而新的社會保障體系尚不完善的情況下，要在比較短的時期內完成結構調整和國有企業減人增效的目標，政府和企業就選擇了讓職工離開工作崗位但繼續保留與企業之間的勞動關系的“下崗”方式，而不是直接失業的方式，并逐步形成了專門適用于下崗職工的基本生活保障制度。

　　應該說，“下崗”制度的安排，對于保障離崗職工的基本生活、維護社會穩定是發揮了很大作用的。但存在的問題也比較明顯：（１）政府財政壓力過大。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的建立，從一開始就是中央政府大力推動的結果，而且其出發點更多的是從政治穩定的角度考慮的。但由于下崗問題主要集中在經濟效益很差的企業和經濟結構調整任務沉重的老工業基地，應由企業負擔的部分往往難以按時、足額到位，就是社會籌集部分（主要由失業保險基金承擔）也存在很大困難，“確保”的責任自然落到地方政府頭上。而這些地方政府的財政也很緊張，所需資金難以落實。為此，中央政府只能通過轉移支付的手段將資金的壓力轉移到自己身上。（２）社會成本過高。由于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是獨立于失業保障體制而存在的，使得各級政府、勞動社會保障部門不得不在維持正常的失業保障之外還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資金用于下崗職工的基本生活保障。再從資金的角度看，由于企業和地方政府普遍存在籌集資金困難的問題，而中央政府對確保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的要求又很高，于是便出現了企業為確保下崗職工生活費的發放而拖欠在崗職工的工資、政府為確保下崗職工生活費的發放而拖欠教師或機關公務員工資的現象。這種拖欠所帶來的社會成本的增加雖然數額難以計算，但其影響可能更大。（３）政府效率低下。應該說，通過減人增效使國有企業擺脫過重的社會負擔和歷史包袱，解決國有企業普遍經營困難的矛盾，并在這一過程中為裁減下來的下崗職工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是我們建立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的基本政策目標。然而由于它畢竟不是規范的失業保障制度，下崗職工的管理主要在企業層面，缺少必要的組織手段和運行機制的支持，使其政策效果大打折扣。所以，國務院決定從２００１年起逐步實施下崗與失業并軌，并在此基礎上實現失業保障制度的統一。這是全面解決目前所面臨的矛盾和問題的需要，也是進一步推進改革的需要。

　　隱性失業知多少

　　在對以上概念做出了明確的界定以后，我們來具體估算一下中國從業人員中究竟有多少隱性失業人口。先看農村的情況。現在比較公認的看法是上世紀９０年代中期農業剩余勞動力達１．５－１．８億（具體估算方法可以是抽樣調查，也可以是國際比較），約占農業勞動力總量的一半、農村勞動力的３５％左右，我們假定１９９５年的農村隱性失業率就是３５％。聯合國勞工組織和中國勞動部１９９５年的聯合調查顯示中國農村的隱性失業率為３１％，似乎偏低。再看城鎮的情況。國際勞工組織和中國勞動部１９９５年的聯合調查數據顯示，中國城鎮各類企業的綜合隱蔽失業率為１８．８％。這一數值基本上與各部門對城鎮就業人員隱性失業率的各種估算值的中間值（國家計委和國家體改委的估算值為２５％，國家統計局為２０％，勞動部為１０％－１２％，研究部門為２０％－２５％）相當。我們就把１９９５年的城鎮隱性失業率確定為１８．８％，并假定此后５年隨著國有企業改革的不斷深化、城鎮勞動保險制度和勞動統計制度的不斷完善，城鎮隱性失業人口會越來越多地轉化為公開失業人口，同時就業渠道和就業崗位不斷增加，從而使得隱性失業率像農村一樣每年遞減１個百分點，那么２０００年的城鎮隱性失業率就是１３．８％，隱性失業人口數約為２９４０萬人。城鄉合計，２０００年全社會的綜合隱性失業率為２５．２％，隱性失業規模約為１．７９億人。

　　五、非正規部門就業和非正規部門經濟

　　“非正規就業狀態”是國際上對一類就業形式的統稱，全稱是非正規部門就業。

　　“非正規部門”是２０世紀７０年代初由國際勞工組織正式提出的概念。它主要指規模很小的從事商品生產、流通和服務的單位，以及獨立的個體勞動者。國際勞工組織（ＩＬＯ）進一步將非正規部門定義為“發展中國家城市地區那些低收入、低報酬、無組織、無結構的很小生產規模的生產或服務單位”。由于在上述單位就業未經行政當局登記在案、也未征稅，故區別于那些經過行政當局有關機構登記、受到管理、照章納稅的正規部門就業，稱為非正規部門就業，包括那些在正規部門的非全日制就業、臨時就業等勞務活動。

　　聯合國對非正規經濟也有一個定義。指出，非正規經濟部門包括住戶非法人市場企業和為自身最終使用的住戶企業。具體說來，住戶非法人市場企業是為了生產在市場上銷售或交換的貨物和服務而創辦的。它們可以是任何種類的生產活動，包括農業、采礦業、制造業、建筑業、零售業或其他服務的生產。它們可以小到一個人的街頭小販、擦鞋匠，沒有任何資本和場所；也可能大到有很多雇員的大型制造廠、建筑企業或其他服務業。為自身最終使用的住戶企業是指主要為供住戶最終消費使用或固定資本形成而經營的住戶企業。這類企業分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為自身最終使用而從事貨物生產的住戶非法人企業，包括：（１）為自己最終消費而從事農產品生產的自給農民；（２）為自己最終使用而建造住房和建筑物，或對住房和建筑物進行改造和擴建的住戶；（３）為自己消費而生產諸如布匹、服裝、家具、食品及其他家用物品的住戶。另一種情況是為自身最終使用的服務生產者，包括自有住房的服務生產者和有付酬的家庭服務生產的住戶。

　　為了真實地反映各國的就業狀況，國際勞工組織在１９９３年１月第１５屆國際勞工統計大會上做出了關于非正規部門就業統計的決議。該決議指出，非正規部門是由那些組織水平低下、勞動力和資本基本無分工、經營規模小的生產單位所組成。這些企業的勞動關系大部分建立在偶然的就業、親屬或個人以及社會關系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具有正規保障的合同協議之上。它們具有住戶企業的特點，所使用的固定資產和其他資產不屬于生產單位，而屬于所有者，生產支出常常與住戶的支出分不開。這些單位不能與其他單位進行交易或簽訂合同，不能以自己的名義發生負債，所有者必須自己籌集必要的資金、承擔風險，同時還要對生產過程中發生的負債承擔無限責任。

　　在我國，在計劃經濟下和市場經濟下就業的統計定義是不同的。在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下，人們對就業的概念是必須在一個正規單位上班，否則就不算就業。那時的就業統計對象也主要是各類正規單位。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就業的統計定義是：在勞動年齡內，有勞動能力，能參加社會勞動取得勞動報酬或經營收入的人口即為就業人口。１９９５年國家統計局與勞動部聯合制發的《城鎮勞動力調查制度》中將其定義為：城鎮１６歲及以上，具有勞動能力并符合以下條件之一的人員列為就業人員：（１）為取得勞動報酬或經營利潤，調查周內從事了１小時以上（含１小時）的勞動；（２）由于學習、休假等原因在調查周內暫時處于未工作狀態，但有工作單位或場所。這樣的口徑沒有對正規就業和非正規就業做出明確的區分。鑒于我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也是基于聯合國１９９３年版ＳＮＡ制定的，該體系與國際其他組織所使用的統計標準、核算原則基本一致，將非正規部門的住戶非法人企業和為自身最終使用而生產的住戶企業兩部分具體落實到我國，應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１）農戶從事的農林牧漁業生產活動。根據第一次農業普查資料，１９９７年初，農村住戶２１３８３萬戶，其中從事農林牧漁業生產的住戶為１９３０９萬戶，農業從業人員４２５００萬人。１９９９年全國農業增加值１４４５７億元，幾乎全部來自農戶部門。（２）在工商部門注冊登記的城鄉個體工商戶所從事的各種生產經營活動。據統計，１９９９年全國城鄉個體工商戶３１６０萬戶，就業人數６２４１萬人，其中城鎮１２５４萬戶、２４１４萬人，農村１９０６萬戶、３８２７萬人。（３）沒有進行工商登記注冊、以單一住戶或多個住戶聯合等形式進行的各種生產經營活動，如農村的戶辦企業、聯戶辦企業以及小型的村辦企業等生產單位從事的各種生產經營活動。根據第一次農業普查資料，１９９７年初我國農村鄉鎮企業總數為１４０萬個，從業人員５３００萬人。其中村辦、聯戶辦和戶辦企業數分別為５１萬、１９萬和３９萬個，從業人員分別為１９０９萬人、４０６萬人和６６４萬人。（４）城鄉住戶付酬雇傭有關人員，如家庭保姆、家庭教師等，為住戶及其成員提供各種服務的活動。（５）自有住房的虛擬服務活動。可見，在我國，按上述聯合國口徑估算的非正規就業者并不都是隱性失業者，真正的隱性失業者是那些城市里隨處可見的以擺地攤兒、走街串戶叫賣、撿破爛、到處攬活兒維生的游走人員，這些人口不是流入城市的農村失業人口，就是城市下崗工人。城市各單位和企業的臨時工、勞務工、季節工和小時工等雖在正規部門就業但也接近此類。這些隱性就業者有“工作”也處于不穩定狀態，有收入也一般比較低，統計周內有活兒干就是非正規就業者，沒活兒干就是失業者。也有人由于收入微薄一個人干著幾樣活兒或是沒日沒夜地干活兒，對他們來說不是就業不足，而是就業過度。

　　六、就業彈性系數和勞動力需求

　　下面我們接著來考察勞動力的需求和就業形勢。從生產函數方程不難推導出如下函數關系：ｑ＝ｆ�煟耄�ｌ

　　式中ｑ為勞動需求增長率，ｋ為資本投入增長率，ｌ為勞動生產率增長率。也就是說勞動需求增長率取決于資本投入增長率和勞動生產率增長率，勞動需求增長率與資本投入增長率成正比，與勞動生產率增長率成反比。由于一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同樣是由資本投入和勞動生產率所決定的，于是上式就可以轉化為：ｑ＝ｐ�煟蹋睿�Ｙｎ

　　式中ｐ是經濟增長率；Ｌｎ是當期從業人員增量與基期從業人員總量之比，即從業人員增長速度；Ｙｎ是當期國民生產總值增量與基期國民生產總值之比，即國民生產總值增長速度。而從業人員增長速度與國民生產總值（ＧＮＰ）增長速度的百分比正是我們通常所說的ＧＮＰ就業彈性系數，記為η，于是便有：ｑ＝ｐη

　　我國上個世紀８０年代的ＧＤＰ就業彈性系數為０．３０３，９０年代為０．１０４。本世紀前５年就業彈性系數為０．１０５，年均解決７５０萬人就業。考慮到９０年代以來就業彈性系數有被低估的可能（主要是存在大量的隱性就業和非正規就業），以及未來深化就業還有相當大的潛力（主要由于第三產業發展加快），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的ＧＤＰ就業彈性系數有進一步回升的可能，但是，即便每年新增８００萬個就業崗位，按照“

　　就業需求缺口可以用失業率來衡量。我們還是以２０００年為例。據統計，這一年經濟活動人口為７３９９２萬人，城鄉從業人員為７２０８５萬人，根據前文的估算，這一年的隱性失業人口為１７９００萬人。國際上一般認為，受到失業和就業不足影響的人口多達經濟活動人口的４０％，其中有５０％到６０％的人是在非正規部門工作。在中國，１９９７年的城鎮勞動力調查發現，下崗職工中有４０％已通過各種渠道實現了再就業，有２０％當前沒有就業愿望或暫時還不想找工作，另有４０％正在積極尋找工作而且迫切要求就業。有關部門曾在北京、湖南等省市做過調查，發現有３０％以上的下崗職工處于非正規就業狀態。杭州市的一次調查顯示，下崗職工隱性就業的比例高達８５％。農村的隱性失業人口估計有四成左右處于無事可干或到處尋找工作的狀態。考慮到非正規部門的實際情況，我們估算得寬泛一些，假定城鄉隱性失業人口中就業不足人員和非正規就業者（部分）占７０％，將余下的３０％計入公開失業人口，那么我們得到的２０００年的全社會真實失業率為７．３％。這個失業率與國際上一些主要國家相比屬中等偏上的水平。

　　根據預測，２０１０年我國的勞動年齡人口規模在９２０００－９８０００萬人之間，比２０００年新增３２０２－９２０２萬人；經濟活動人口按勞動參與率８０％計為７３６００－７８４００萬人，按勞動參與率７５％計為６９０００－７３５００萬人，鑒于這一數值２００３年已超過７６０００萬人，２０１０年以７８４００萬人的高限可能性最大，比２０００年新增４４００萬人。這一數值低于“十一五規劃”提出的城鎮新增就業和轉移農業勞動力各４５００萬人的既定目標，如此說來，如果規劃中的就業目標能夠確保完成，５年后的失業率會回歸到低于警戒線的水平。

　　無論如何中國在未來十幾年乃至幾十年的發展中一定要面對如何消化每年數千萬的失業人口的問題，這些失業勞動力涉及到兩個多億的家庭人口。計劃生育、控制人口增長固然有助于減緩勞動年齡人口的增長，但就新的失業者來說，今后至少一二十年的命運已經注定，因為生育率的變化已不再能對此產生什么影響。應對這樣的形勢，政府一要建立一個完善的社會保障網，使失業人口不致對社會的穩定構成威脅；二是要確保國民經濟繼續保持較高的增長速度，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以滿足新增的就業需求。

　　（作者單位：當代中國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