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內外失衡呈擴大態勢 三大對策化解六大失衡

　　上周一我們中斷了原來的計劃，提前發表了與國際金融市場一線人士的焦點對話。正所謂“春江水暖鴨先知”，兩位英國投資專家認為，全球經濟失衡正引發各類市場來一次大級別調整。話音未落，周一、周二全球股市、匯市、金市、期市等多個市場跌聲一片，日本股市更是急瀉600余點。周末，受美聯儲主席伯南克講話影響，市場又急速反彈。一周之內，市場調整幅度之巨，令人瞠目結舌。

　　全球經濟失衡，中國又怎樣呢？兩周前，我們在北京參加了一次有20多位世界頂級經濟學家與會的小型研討會。根據宏觀經濟學大師、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經濟系教授奧利佛·布蘭查德(Oliver Blanchard)領導的課題組提供的報告，中國經濟同樣面臨著不可小視的內外失衡問題。今天，我們將與布蘭查德教授的對話介紹給大家，他提出的“三手戰略”有多大價值，特別是由此產生的投資結構變化，將對投資界有什么導向作用，相信識者自知。

　　中國經濟內外失衡呈擴大態勢

　　主持人：教授，您好。我們知道您和您的團隊不久前完成了一份有關中國經濟未來十五年發展路徑的策略報告。報告對全球經濟失衡和中國經濟失衡有細致的闡述。這里想問的是，能否概括一下目前中國經濟面臨的內外失衡有哪些？并有怎樣的特點？

　　布蘭查德：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我認為，伴隨著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的快速發展，目前中國已經出現了一些社會和經濟的內外部不平衡或失衡問題。根據我的初步研究認為，目前中國存在著六大失衡問題。下面，我將依次來談談這些問題。

　　第一，出現了不同省份之間增長的不平衡問題。我想用一些數據來說明。在1970年代，由于中國實施對糧食價格的管制和對勞動力流動性限制等政策是有利于城市的，從而使得城市的人均收入為農村的人均收入的3倍，而1980年代經歷改革后這一比率降低到了2.2倍。但是，自1990年代以來，這一比率再次上升。以2003年為例，這一比率達到了3.2倍。同樣，城鄉人均消費之間的差距，這一比率與城鄉人均收入差距的變化趨勢也是相互一致的。

　　透過城市家庭與農村家庭人均收入之間的差異，我們也觀察到了另一個現象，即省份之間的人均收入差距也在不斷擴大。有數據顯示，在1998年至2003年期間，省份之間人均收入的標準差增長了72%。值得注意的是，我們已經難以用地理環境、人力資源稟賦等不同特征來解釋清楚這種省份之間增長的差異。

　　第二，出現了不同熟練勞動力之間的不平衡問題。根據我和克吉亞瓦茲(Francesco Giavazzi)教授的研究估計，在過去的10年中，中國的熟練勞動力與非熟練勞動力之間的工資差距已有1.3倍擴大到了2.1倍。

　　為什么會出現這一現象呢？在中國，出現了勞動力從農村向城市、從內陸和西部省份向沿海省份大規模轉移的趨勢。如同一個蓄水池一樣，農村勞動力的供給非常充沛，再加上農村勞動力在技能方面的差異，這些因素成了導致熟練勞動力與非熟練勞動力之間工資差距不斷擴大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三，出現了經濟中不同部門之間增長的不平衡問題。我們觀察到，高儲蓄和高投資積累及出口導向是中國1990年代早期所依賴的一種經濟增長戰略，從這種既定的增長戰略以及出口商品構成(以2003年為例，91%的出口商品是制造業產品)看，與其他可比較的國家相比，中國制造業所占GDP的比重是非常高的，但對應的服務業所占GDP比重卻是較低的。

　　這一現象又折射出另一個特別的問題，中國在醫療服務領域里的供給是相當低的，而農村地區在享受醫療服務方面的狀況可能更加不那么令人樂觀。

　　第四，出現了社會保障體系的功能不斷弱化問題。在此，我并不想詳盡分析。但是，我想簡要地指出：

　　首先，高儲蓄率(在2003年，儲蓄所占GDP比重為43%)其實反映了與個人的醫療支出、退休風險及教育費用等相關的較高水平的個人風險。

　　其次，社會保障體系的進一步弱化，使得個人不得不需要自我保障。當然，這種解決個人保障問題的方式是一種代價昂貴且非常不理想的。

　　事實上，社會保障不足在醫療領域里已經顯得特別明顯，同樣醫療和教育體系向以收費為基礎的方向轉變，也增強了對收入不平等擴大的影響程度。

　　第五，出現了投資的配置不當問題。目前，中國對投資是否過熱問題非常關注，我想換另一個角度來分析這個問題。在1991年至1995年期間，中國的全要素生產增長率估計為3.7%，在1996年至2001年期間，全要素生產增長率下降到了0.6%水平。

　　那么，如何解釋這一現象？也許，我們很難用真實的技術進步來解釋全要素生產增長率的下降，反倒可以用投資的不當配置來解釋這一現象。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由于中國的儲蓄過度及以銀行為核心的金融體系缺乏信貸文化，從而導致了投資的配置不當。

　　例如，投資的錯配導致了部分制造業的資本邊際生產率接近于零甚至為負值。與此形成對比的是，投資于教育和醫療等領域尤其是農村地區中社會資本的資本生產率可能還是相當高的。

　　其實，我的分析試圖想說明一點，我們很難假定中國的投資是否過度，但可以肯定地說部分投資是錯配了。

　　第六，宏觀經濟失衡不斷增強。從某種角度看，投資可以等于儲蓄，同樣進口也可以等于出口，所以高儲蓄和出口導向的經濟增長并不表明會出現貿易順差。

　　但是，近幾年中國的儲蓄超過了投資，出口超過了進口。這些因素的變化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中國的貿易順差不斷擴大。例如，2004年貿易順差僅為300億美元，2005年則超過了1000億美元。

　　上述這些都說明，中國的宏觀經濟失衡正在不斷擴大。

　　中國經濟平衡增長的“三手策略”

　　主持人：您指出了中國經濟目前存在的六大失衡問題。那么如何解決這些問題、實現中國社會與經濟的平衡發展呢？您有什么建設性的建議或解決方案呢？

　　布蘭查德：事實上，盡管目前在中國經濟中出現了一些失衡，但中國的經濟增長卻是非常成功的，因而在中國重新平衡經濟的政策變動時應當相當謹慎，避免大的政策變動是一種理智的選擇。應當采取彈性的而非劇烈波動的形式，對以往執行的經濟增長戰略進行修正。我提出的主要政策主張包括以下的三大主要任務或改革路徑：

　　完善中國老百姓的社會保障體系。在目前的經濟發展階段上，中國的居民面臨了較高的退休風險、醫療支出風險尤其是教育風險。因而，向他們提供退休保險和

　　而這些政策措施所隱含的一個宏觀經濟含義在于，如果中國居民獲得了這些社會保障，那么這些政策措施將有助于降低他們的私人儲蓄，對應的是可以同等地提高他們的消費。由此，可以增加國內需求，當然也可能會導致經濟過熱。

　　重新配置投資尤其是增加公共服務方面的投資。增加對醫療和教育領域內的公共投資，尤其是增加對需求更加活躍的農村地區的公共投資。這樣的政策措施將會刺激更高的國內需求。

　　讓人民幣適度升值以避免經濟過熱。我在上面已經說明了提高內需的兩個理由，提高內需對降低外需而言是非常必要的。因此，讓人民幣升值可能是必要的。如果資本控制能夠防止住大量的資本流動，并且能對匯率波動的各種預期作出反應，那么中國政府就可以根據市場的具體情況來決定人民幣何時升值或升值幅度多大。

　　克吉亞瓦茲和我將這一綜合的政策組合策略稱之為“三手策略”。這三種政策將有助于幫助中國經濟增長成功地實現由外需增長向內需增長的轉變。當然，這三項改革政策是最為基本的，但還要將它們彼此結合起來使用。

　　所以，首先，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將提升消費，并且也可以降低失衡；其次，增加公共服務將促使公共投資，也可以降低失衡；再次，允許人民幣升值，可以起到重新平衡宏觀經濟的作用。

　　最后，讓我再來對這組綜合的政策組合策略做一個評論，如果這些政策措施能成功實施的話，那么這一策略將可能會降低中國的經濟增長率。為什么這樣說呢？因為，中國服務業的生產增長率要低于制造業的生產增長率。

　　但是，我想補充一點但不展開分析，盡管中國的經濟增長率可能會降低，但較低的經濟增長率并不意味著社會福利水平會降低。

　　人民幣升值的宏觀影響不容忽視

　　主持人：您剛才提到了人民幣升值問題。對此，國際上分歧還是比較大的。包括麥金農教授在內的多位美國專家在本報多次發表看法，提出了必須謹慎的意見。那么，您認為，人民幣升值會產生怎樣的宏觀經濟影響？能否就此談談看法？

　　布蘭查德：其實，我已經就人民幣升值是必要的這個問題做了簡要的分析，大家對人民幣升值問題也談了很多，現在我想就人民幣升值的宏觀經濟影響談一下自己的看法。人民幣升值的宏觀經濟影響，可能主要體現在這兩個方面：

　　首先，在某種程度上講，人民幣升值會惡化中國的競爭力，尤其是會降低出口在GDP中比重，同時也會降低出口部門在經濟中的比重。這表明，人民幣升值將導致出口下降。如果沒有其他的政策措施配合，其他經濟部門的需求并不一定會隨之增加。所以，為了配合人民幣升值，我們有必要通過提高內部需求等政策措施，以維護中國經濟的內部平衡。

　　從這個意義上講，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和降低儲蓄等刺激內需的政策選擇可能是明智的。實施這些政策措施的依據不僅僅在于提升社會福利，而且還在于它們是與人民幣升值相關的一項正確的宏觀經濟政策。

　　其次，人民幣升值將會自發地惡化城市和農村之間的收入差距。為什么這樣說呢？因為，國際農業市場價格是按美元定價的，人民幣升值意味著以人民幣計價的農產品價格將下降，由此會相應地減少中國的農民收入。向中國的農村地區提供更為完善的社會保障、更好的教育和醫療供給，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必要的。

　　當然，有關人民幣升值的經濟影響還有許多，我就不再這里一一敘述了。如果上海證券報的讀者對我關于如何實現中國經濟的內部和外部平衡問題感興趣的話，可以通過這一鏈接(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862524)深入了解我的研究成果。

　　中國經濟困惑：并非過熱而是內外失衡

　　□樂嘉春

　　最近，公布的一系列宏觀經濟數據，又引發了學界和市場關于中國經濟是否又過熱了，或者是否要加大宏觀經濟調控力度的爭論。如果我們換一個角度觀察問題時會發現，當前中國經濟并沒有過熱，這些經濟現象其實只是中國經濟的內部需求和外部需求“雙重失衡”的外在表現而已。

　　為什么這么說呢？不妨讓我們先來看一下投資需求的情況。如果僅僅從數據看，確實5月份的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是快了一點，同比增長30.3%。但是，投資的結構性不平衡特征是非常明顯的。以國有銀行為核心的金融體系傾向于為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優先融資，從而使得它們成為推動投資增長的主要力量。另外，各級政府的公共投資主要集中于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上。不過，真正需要加大投資的農村地區及改善老百姓的社會保障體系卻面臨著投資嚴重不足的突出問題。因而，正如布蘭查德等經濟學家所言，很難斷言中國的投資是否過度，但可以肯定部分投資出現了資本的錯配。我想補充一點的是，之所以會出現資本的扭曲配置，類似缺乏硬約束導致投資效率低下等問題，并不是一個完全市場化的問題，恰恰反映了非市場化因素仍然在其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至于消費需求增長，盡管去年國家公布了經濟數據的普查結果，服務業上升了10%，使得中國的消費需求比原來的統計數據高出了10%，但從2005年統計數據看，消費需求在總體上還在呈進一步下降趨勢，消費需求所占GDP比重已下降到了52%左右水平。與投資需求和進出口需求增長相比，中國的消費需求增長仍然是相對不協調的。

　　中國的消費需求之所以會不振，主要有兩大影響因素。一是近年來社會保障體系的功能不斷弱化。其中，關鍵的部分是養老金制度難以降低居民個人的退休風險，加上趨于市場化的教育和醫療體制改革，又增加了個人的教育和醫療風險；二是居民可支配收入所占GDP比重下降。整個社會的可支配收入向政府和企業傾斜，而政府對居民個人的轉移支付和補貼下降，這些因素導致了居民個人的可支配收入下降。由此，產生的結果之一是出現了高儲蓄率現象，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預防性儲蓄。如果政府不加大公共投資，尤其是對農村地區、教育和醫療領域的投資，如果不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體系的話，要想刺激消費需求是相當艱難的。從這個角度觀察，提升消費需求又是與完善社會保障體系與加大政府的公共投資等問題密切相關的。同時，又反映了一些社會和經濟失衡已經產生。

　　現在，再來看外貿進出口需求。從5月份外貿進出口數據分析，5月份實現貿易順差130億美元。對出現貿易順差的原因分析，首先，儲蓄超過了投資，這是近年來中國經濟中一個較為顯著的經濟現象；其次，出口也超過了進口。由此，這兩大因素共同形成了中國的貿易順差不斷增加。事實上，貿易順差既反映了內部需求的失衡(投資與儲蓄關系)，又反映了外部需求的失衡(經常項目順差加上資本項目順差)。如果從中國的出口產品主要為制造業產品看，又反映了國內不同經濟部門(如制造業與服務業)增長及區域(如沿海地區與內陸和西部地區)增長之間的失衡。

　　流動性過剩也是一個熱門話題。在我們看來，導致流動性過剩的原因之一主要是由目前實行的“強結售匯”制度造成的。外部需求不平衡(經常項目順差加上資本項目順差)迫使央行被迫吸納美元等外幣，向銀行體系提供充沛的流動性。當然，人民幣升值預期也是造成流動性過剩的一個重要因素。這些說明，流動性過剩也是因中國的內部需求和外部需求失衡引起的。也許，僅靠加息等手段是一時難以解決的。

　　由此觀之，由于中國經濟存在著內外需求的雙重失衡，經濟中存在的過熱或過冷現象都是結構性的，所以我們不要輕易說什么經濟過熱或投資過熱。同樣，針對這些現象的診斷，千萬也不要采取“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短視政策措施，而是要從中國經濟的內外失衡的高度來認識問題，制訂有前瞻性的政策組合，才能真正解決好經濟問題。

　　事實上，改變沿習已久的高儲蓄、出口導向的經濟增長戰略，已經得到了廣泛的認同，通過加大對農村地區的投入、提升消費需求來擴大內需及啟動人民幣升值程序等，這些政策措施都將有助于推動中國的經濟增長戰略由外需增長向內需增長的方向轉變。

　　■看點

　　●伴隨著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的快速發展，中國已經出現了一些社會和經濟的內外部不平衡或失衡問題。目前，中國存在著六大失衡問題。第一，不同省份之間增長的不平衡問題；第二，不同熟練勞動力之間的不平衡問題；第三，經濟中不同部門之間增長的不平衡問題；第四，社會保障體系的功能不斷弱化問題；第五，出現了投資的配置不當問題；第六，宏觀經濟失衡不斷增強。

　　●在中國重新平衡經濟的政策變動時應當相當謹慎，避免大的政策變動是一種理智的選擇。應當采取彈性的而非劇烈波動的形式，對以往執行的經濟增長戰略進行修正。我提出的主要政策主張包括以下的三大主要任務或改革路徑：完善中國老百姓的社會保障體系；重新配置投資尤其是增加公共服務方面的投資；讓人民幣升值以避免經濟過熱。

　　●人民幣升值的宏觀經濟影響，可能主要體現在這兩個方面：首先，在某種程度上講，人民幣升值會惡化中國的競爭力，尤其是會降低出口在GDP中比重，同時也會降低出口部門在經濟中的比重。為了維護中國經濟的內部平衡，我們有必要通過提高內部需求來配合人民幣升值。從這個意義上講，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和降低儲蓄的政策選擇可能是明智的。其次，人民幣升值將會自發地惡化城市和農村之間的收入差距。因此，在中國農村地區提供更為完善的社會保障、更好的教育和醫療供給等問題變得更加重要的基本理由。

　　■編余

　　兩周前，我們與布蘭查德教授有緣在北京一塊參加了“中國與全球經濟國際學術研討會”，結識了這位享譽國際的經濟學大師，并聆聽了他的主題演講�；販�后，我們與布蘭查德教授通過e-mail進行了書面對話。

　　布蘭查德分析了中國經濟的六大失衡，并提出了相應的政策對策：完善中國老百姓的社會保障體系；重新配置投資尤其是增加公共服務方面的投資；讓人民幣適度升值以避免經濟過熱。他從一個外國學者的角度對中國經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意見是否正中要害，讀者自可忖度。

　　正如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在此次研討會的午餐會上所言，在解決國際不平衡問題上，我們會聽取外國專家的意見與建議。所以，在這里，能傾聽這位國際經濟學大師的聲音，也是本報讀者的一種幸遇。至于諸君是否認同布蘭查德教授的觀點，則另當別論。

　　———亞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