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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擴大內需為初衷，中國于1999年11月1日起開征利息稅，稅率為20%，至今已經征收了近七年時間。此間一直有學者認為，在存款利率不變的情況下，考慮到物價上漲因素，20%利息稅的征收，實際上已使居民存款獲利日益趨微。而最近貸款利率上調的同時并沒有調高存款利率，這也使得利息稅問題遭遇“七年之癢”，取消利息稅的市場呼聲再起。
財政部財科所副所長劉尚希日前就“是否要取消利息稅”在接受新華社記者采訪時
說，目前中國不會取消利息稅。而此前零點調查一份抽樣調查顯示，有42.9%的廣州市民希望一次性取消利息稅。一些被調查者認為，只有收入相對較低的階層才習慣將錢存到銀行，使財產保值；而收入水平相對較高的群體則會選擇投資，以賺取更多的利潤。他們認為，“工薪階層儲蓄，有錢人投資”，利息稅不能起到調節收入分配的作用。
針對最近關于利息稅的存廢之辯，財政部官員稱，稅收不是政府政策“工具箱”中的扳手、鉗子和改錐，不能當作宏觀調控的簡單工具，想用就用，不想用就擱一邊。一個月前，央行新聞發言人李超曾在上海表示，利息稅屬于財稅部門的職責范圍，如果要取消，需要金融部門都參與研究。此次，財政部官員的表態，或許讓取消利息稅的猜想有了明確答案。
目前，中國利息稅征收是按照固定比例稅率計征，即不管家庭的收入多少，只要存款獲得利息就得交稅。這表面上看起來公平，實際是與現代社會的稅收原則相悖。因為中國投資渠道狹窄，絕大多數民眾的錢只能存入銀行，這樣，利息稅的主要承擔者是廣大中低收入民眾。而財政部專家則認為，征收利息所得稅有利于更大范圍公平的實現。因為在大多數存款為少數人擁有的情況下(有研究報告稱，20%的人擁有80%的存款)，即便是稅率一刀切，利息所得稅仍能起到調節收入分配的作用，符合公平納稅的原則。盡管征收利息稅有可能影響公平，但既要看到小范圍的公平，更要關注大范圍的公平；稅收影響經濟，但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可以輕言稅收“存廢”來替代其他方面問題的改進。
利息稅的主要來源是定期儲蓄存款的利息收入，而定期儲蓄的基本群體是中低收入者，利息稅不僅會加劇負利率，而會導致出現這樣一個奇特現象：工薪階層將靠勞動所取得的收入存進銀行，提取時必須扣繳20%的個人所得稅；先富與投機人群從銀行以低利息借貸了“低收入人群”的存款，并將其中相當一部分用于“炒房”等資本性運作，不僅讓普通老百姓飽嘗高房價之苦，而且獲得的暴利的投機者竟然可以不用繳個人所得稅，如此必然會傷及社會公平與和諧。現在，個人所得稅都已經調到1600元以上，如果還對所有的人收取利息稅，實際上是對個人所得稅的一種“扭曲”。目前2.25%的一年期存款利率和4%的通脹率計算，現在的負利率水平為1.75%，這本來就是對儲戶的一種無形稅收，征收利息稅則更使廣大儲戶在實際承受著更嚴重的利益損失。現行利息稅制所能起到的縮小貧富差距、促進社會公平的作用非常有限。
那么，如何使利息稅既能充分體現調控社會資金流動方向與配置結構，調節社會成員高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緩解社會收入分配矛盾，又能充分兼顧社會成員中下收入群體的利息收入保護？專家認為，其基本方向和措施主要應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制定差別性的利息稅率。對一年內儲蓄利息所得收入在5000元以內的儲戶免征個人所得稅；對一年內儲蓄利息所得收入在5000元以上的儲戶，按超額累進制計征個人所得稅。二是建立數據信息共享系統。由央行牽頭建立全部金融機構數據聯網系統，據以匯總計算和檢查各儲戶當年的儲蓄存款利息收入所得額。三是擴大利息稅計征覆蓋面，將儲蓄存款利息、集資利息、投資分紅都列入利息稅計征的管理、檢查、監督范圍，并把利息稅代征代繳的責任切實落到商業銀行、籌資企業。四是嚴厲查處偷漏稅行為。加強利息稅(包括儲蓄存款利息、集資利息、投資分紅)計繳情況的統計、檢查和監督，制定偷漏利息稅行為處罰標準，并嚴格貫徹執行。
不可否認，目前在中國居民儲蓄結構中，有錢人的存款遠遠多于普通居民，利息稅的征收從一定程度上能起到調節收入分配的作用。幾百億元的利息稅主要用到了中低收入者群體生活的改善，這在高收入人群等部分群體利益受到影響的同時，也兼顧了更大范圍的公平。但在促進消費方面，由于國家社會保障體系不夠完善，考慮到醫療、養老、教育等方面的未來支出，居民對未來預期不確定，存在不敢花錢的現狀。因此，只有進一步建立健全社會保障體系，利息稅促進消費的政策彈性才能由弱變強。可以說，利息稅改革只有從“大局觀”、“和諧觀”出發，徹底摒棄“劫貧濟富”之嫌，真正做到“讓富人、讓資產性收入多繳稅”，這才是追求社會和諧和公正的迫切需要。
吳學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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