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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不斷的竇唯在兩名朋友陪同下沖進北京《新京報》報社，據現場目擊者稱，竇唯一開始就是要見寫過他和高原等幾篇報道的卓姓記者，見不到人就靜坐。但在要求沒有得到滿足的情況下砸壞了一臺電視和電腦，并往報社工作人員臉上潑了一杯水。被報社保安強行架走時，竇唯說三個小時后，他還會再來。竇唯在兩名朋友陪同下自行離開辦公室之后，仍在此報社樓下徘徊不去，情緒似已失去控制的他最后竟做出了燒車的驚人舉動。
嚴格來說，竇唯不屬于那種靠炒作走紅的娛樂圈中人。10年前曾與他有過交談他是一個不善于與人交流而喜歡沉潛于內心感覺的人。記得那次與他聊天時，他總是詞不達意，有時甚至莫名其妙地沉默。但一站到舞臺上，就激情四射，十分投入。
從人格心理學的角度來分析，能被逼瘋的往往是老實人，一般奸猾的人是不會做出令人震驚、既傷害別人又傷害自己的事。比如，這次寫竇唯的記者還曾經寫過《張藝謀要當電影局局長》、《姜文參拜靖國神社》等報道，但他沒把張藝謀和姜文逼瘋，就因為這二位都是江湖上的人精，深諳中國社會的潛規則，也深諳商業社會的游戲手段。同樣的事情，他們可能不予理睬，或者會因勢利導，趁機炒作一把，把劣勢化為優勢。
而竇唯這種人有藝術家潛質，卻不是商業社會的成功者。因為他情商太低，而且性格中潛伏了太多悲劇元素，很容易演變成反社會人格，從而成為社會的破壞力量。但個人的力量是無法跟社會抗衡的，從他反抗社會開始，悲劇已經注定在他身上發生了。在一個自由而寬容的社會，竇唯有可能成為一個另類藝術家，但是在一個大眾心態浮躁、沒有道德底線的社會，他就是一個“燒包”、一個“操蛋”。
然而，記者有沒有責任呢？當然有。但是，作為記者，他也有責任讓公眾知道公眾人物的生活真相。同時，面對激烈的媒體競爭，媒體也需要以這種手段來提高競爭力，拓寬自己的生存空間。當然，報道是有底線的，著名體育記者李承鵬說得很對：“作為公眾人物，他的隱私需要公開，但是要有個程度，如果給當事人造成了不小的傷害，那這個事情就值得讓人反思了。”
這次事件，從法理的角度而言，竇唯觸犯了法律，確實錯了；但從人性的角度講，竇唯錯得有原因，是一個老實人的最后抵抗。可以說，這次竇唯砸報社燒車，是積蓄多年的憤怒總爆發。在我看來，這次事件不僅僅是明星和媒體矛盾的一次激化爆發，更是社會新聞趣味和道德底線之間的較量。商業社會的極速而至，新的倫理尚未建立，這是目前中國社會的困境，也是竇唯悲劇的社會背景。竇唯栽倒在自己的悲劇人格里，也栽倒在商業社會大眾與媒體的合謀中。這種現狀，期待一種既符合中國傳統的道德精神又切合現代市場運作規則的新倫理系統的構建。而在這種新社會倫理尚未完善之前，作為娛樂圈看客的我們，難道不應該以此為鏡，觀照一下自己內心隱秘的暗角嗎？
■藍逸飛
（曉健／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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