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博會：向世界講述中國故事

　　中國文化產業“走出去”的風球，在第二屆文博會上高高掛起文博會將成為中國文化產業“廣交會”，新的行業機會在哪里？

　　中國文化貿易逆差越來越大

　　“近年來在我國文藝演出市場，引進和派出每場收入比為10∶1；出版市場，引進與

輸出比為6.84∶1；版權貿易，引進與輸出比為10.3∶1，就圖書版權而言，中國引進12516項，輸出僅為81項。這些數字也許并不為人熟知，卻充分顯示出我國對外文化貿易的嚴重逆差問題。”文化部部長助理丁偉上周在國務院新聞發布會上表示，“存在如此巨大的逆差，關鍵問題就是苦于沒有一條暢通渠道，使中國文化走出去，讓更多的外國人了解中國的文化產品及服務，而文博會需要定位成這樣一個平臺。”

　　中國的對外文化貿易是近些年來新提的一個概念，我們的文化產品和服務走向國際市場，也是剛剛起步。中外文化貿易的進出口比例，前幾年有一個粗略的估算，大概進口和出口是10∶1。“據我了解，現在這個差距比10∶1更大。”丁偉說，近兩年，包括海內外學者都說中國存在文化貿易逆差的問題，這也是中國人現在非常關注而且以后會越來越關注的問題。“觀念的滯后，是造成這種情況的首要原因。”丁偉說，中國傳統上文化就是文化，做生意就是做生意，很少想到去賣文化，這與世界上很多國家有很大的差距。“比如說美國的文化產品遍布世界各國，遍布全世界，因此在觀念問題上，我們國家是非常滯后的。”其次，中國目前還沒有具備足夠吸引力、能夠占領國際市場的文化產品，尤其是被人們廣為接受的品牌性的產品。“我們都承認，中國有五千年的優秀的傳統文化，但是這種文化資源怎么轉化成對外文化貿易的產品？這里面還有很大的距離。”丁偉還指出，我國目前還缺乏一些能夠在國際文化貿易市場上進行創造、生產、推銷的企業和中介機構；此外，政府在鼓勵、支持、推動文化產品或文化企業走向世界的過程中，還應進一步提高法律、政策的鼓勵措施和環境營造。

　　打造文化產業“廣交會”

　　“由于缺少良好而暢通的渠道，外國人很難了解中國的文化，中國文化產品及服務走出去也存在相當的困難。而實際上，中國的文化產品在國際上有著巨大的市場潛力，只要政府和企業的共同努力，我國的文化外貿一定會在今后幾年當中得到迅速的發展。”丁偉希望，在深圳舉辦的文博會，對于解決我國對外文化貿易中的逆差問題能夠有著非常重要的積極作用。

　　丁偉透露，文化部希望將文博會打造成文化產業的廣交會，打造成中國文化走向世界的平臺和窗口，通過這個平臺，樹立文博會這樣的品牌，從而讓世界了解中國文化產業發展的現狀，從長遠來講，將更加有助于推動中國文化產品和服務在世界市場上創造出更好的成績。深圳文博會這個平臺匯集了國內外文化產業界的同行，匯集了政府高官等一些與文化產業發展有所關系的各方人士，這對于渠道的打通無疑有著巨大的幫助作用，通過文博會各個方面可以了解到中國文化產業有什么樣的內容和品牌，國外對于中國文化也將會越來越有興趣。

　　“現在國際文化市場上主要流行講述的還都是西方的故事，中國有著東方的古老文明，我們的文化產品在國際上有著巨大的市場潛力。”丁偉稱，將文博會打造成國家級的文化品牌，是廣東省乃至全國形成合力的結果。

　　保護“創意”元素提供新商機

　　在文博會主辦地深圳，該市專利年度申請量平均每天超過100宗。但是，在這些專利申請中有50％以上集中在富士康、華為、中興、朗科等科技含量較高的大企業，文化產業的“動靜”微乎其微。“這表明，人們對文化“變”產業的思路還不夠清晰。”中國版權保護中心副主任索來軍說，只有“文化產業化”了，“版權貿易”才將提供巨大的商機，因為以前并沒有“版權貿易”這一說，伴隨著“文化”和“產業”結合起來了，“版權”才得以應用在“貿易”之中。

　　索來軍說，文化產業的交易涉及電視節目、動漫節目、網絡游戲節目及其技術設備交易、音像制品、電子出版物、藝術收藏品交易、小說影視劇改編權、影視劇本拍賣、精品圖書展銷、家居藝術飾品展銷、鐘表珠寶展銷、文化產業項目投資洽談等等，正如文化是一個大概念，文化產業的范圍也非常廣泛，文化產品交易的形式更加多種多樣。在這些交易中，會涉及多種知識產權，并非僅僅涉及版權。但是，文化產品的交易有相當數量是以版權為標的的貿易活動，因此，可能會涉及到版權保護的有這樣幾種：一是涉及交易的作品，目前著作權法保護的作品有文字作品、音樂、戲劇、曲藝、舞蹈、雜技、美術、攝影、影視作品等；二是交易中涉及的使用方式，如對作品進行復制發行、展覽、表演、放映、廣播、信息網絡傳播、攝制以及改編、翻譯、匯編等；三是版權保護的錄音錄像制作者、表演者和廣播電視組織的權利。當然，文化交易中還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一些沒“主兒”的民間文藝作品，像王洛賓的許多歌曲都是采風整理而成，這些已經成了著名的“公案”，對于它們，目前我國還沒有制定相關法律。

　　文博會的宗旨是讓中國文化產品“走出去”，在中國實施中國文化產品“走出去”戰略中，許多文化產品需要通過對外版權貿易的方式進行。索來軍說，在深圳很難找到版權保護的專家，本地版權中介機構離專業化、規模化、國際化也尚有距離，這種版權領域人才的緊缺現象是全國的共同問題。涉及版權貿易領域的人才可分兩類：一是企業內部的專業人員，應該了解版權法律的基本內容，并結合本行業的具體情況加以利用。二是版權專業人員，包括版權管理部門和版權專業機構的人員。版權工作的確是有著很強的專業性和實踐性，合格的版權專業人員不僅要了解版權法律基本理論和規定，同時還要對版權所涉及或服務的領域有所了解，并針對具體需要進行指導和解決問題，但同時應該有清醒的認識，版權專業又并不能取代行業政策、行業管理和運作，不能大包大攬。

　　關于文化產業“走出去”的行業思考

　　文化產業“走出去”的成功范例，上個世紀以好萊塢模式為主流。本世紀一開始，憑借文化身份證，韓國走向了世界。兩位文化思想者的思考，為我們提供了中國文化產業“走出去”的某種途徑參考。

　　詹小洪（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研

　　究員）：2003年，韓國文化產品出口總額為6.3億美元，只占文化產業銷售額的1.7%。盡管從統計數字上看并不算高，但間接效應或者說波及效益很大。據2004年的統計數據，由韓流文化產品的出口對韓國其他制造業、服務業的產額、附加值、創造就業崗位的間接效果約合41億美元，其中由中國大陸市場產生的經濟效果為3.3萬億韓元。

　　美國的《紐約時報》將裴勇俊稱為“創匯29億美元的男人”，其中為韓國旅游業創造10億美元收入，相關產品出口到日本則賺取約19億美元。

　　完成了工業化、靠制造業實現了漢江奇跡、靠技術創新發展IT業使韓國成為科技強國的韓國，21世紀則是文化的世紀，文化上的強國將使韓國最終成為真正的強國。

　　隨著韓流的升溫，2005年初在該國總理的主持下召開了專門國務會議，討論“政府對韓流的持續和擴散的支援方案”。確定的基本原則是，民間為主導推進“韓流”，政府為業界展開活動創造條件。包括：為培養具有主導文化信息創作和策劃能力的高級核心人才，政府出面設立文化產業研究生院(將在2006年或2007年設立)；加強文化產業基礎設施建設，對一些大型文化項目進行經濟支援，成立管理投資資金的專門公司，做到專款專用；采取措施保護著作權；為緩解部分國家對“韓流”產生的排斥情緒，決定每年引進并上映部分亞洲國家的優秀影片。

　　保護和發掘本國優秀傳統文化，韓國還有一個無形文化財產廳，專門管理無形文化財產，如韓國傳統的說唱、假面舞、摔跤、拳擊、韓紙藝術、宮廷御膳、魔術、禮儀、傳統醫藥等等。對每項無形文化財產及掌握該絕活的民間藝人都編號管理。這類文化遺產多是由民間老藝人采取師傅授徒的方式得以保存下來。

　　張英進（美國圣地亞哥加州大學中國研究中心主任，博導）：好萊塢的成功是傳統經濟學難以解釋的一個現象，因為美國每年生產的影片中，票房虧本的數字經常超出盈利的數字。換言之，如果單單以票房計算，好萊塢相當部分影片的投資都應該算作失敗。但是，從電影研究中的“政治經濟學”方法來看，另一種解釋來自資本與國家的共謀。也就是說，對好萊塢而言，與產業運作和觀眾喜好同樣重要的是美國政府的支持。這一點常常被人忽略。

　　但在另一方面，在電影本身從膠片走向數碼的所謂“電影死亡”的時代，“好萊塢”已徒有虛名，它涉及的是主業不定的多國娛樂文化產業及其資本靈活積累的全球化策略。迪斯尼的當家艾斯納認為，至少在娛樂界，國家對經濟的控制力已經大大減弱，跨國資本在國際舞臺上正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反映在影視界，平面整合與垂直整合愈演愈烈。如今幾個大財團擁有全球大量的影視、娛樂產業。迪斯尼由

　　毫無疑問，新的好萊塢，不論是作為產業還是作為概念，早已出現；新的全球化生產格局也已經形成。新格局的特點之一是娛樂產業的多國投資與跨國產權。如今好萊塢資產的業主包括由法國、加拿大、日本（如索尼公司）、澳大利亞（如

　　類似“華納中國”這樣的子公司表明，全球化的新格局要求各個生產層面的重新分工、組合。與以往好萊塢片廠一統天下的經營不同，如今創意、投資、制作、道具、服裝、音樂、宣傳等程序可以在世界不同地方靈活多樣地分期進行，在藝術（編劇、對話、導演、明星、音樂、歌曲）、金融（集資、預售）、法律（版權）等各方面分別處理。制片商與發行商訂合同，分賬預支籌款。制片商再與眾多的專業中小公司（演員代理、攝影器材、特技制作）聯系，產生配套流水作業。簽約的投資、發行公司往往擁有連鎖錄像店、有線電視等娛樂平臺，所以萬一票房不佳，周邊產品還可以保證扭虧為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