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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關系國計民生的決策是非，像街頭新聞般淪于混戰的口水，這不能說是輿論自由的勝利，只能是決策程序的不正義、權威職能聲音的不作為。
“賬其實很好算，與其花數十億改建，不如干脆炸掉南京長江大橋，徹底疏通長江黃金水道，帶來的經濟效益不到10年就能超過上千億，”在長江“黃金水道”開發建設的呼聲日隆之時，一位不愿具名的橋梁專家日前通過媒體發出這番肺腑之言。（《珠江晚報》消
息）
專家打的是理論經濟的算盤，坊間流傳的是“六倍萊茵河的水量卻只用了1/6的運能”的愛恨情仇……炸有炸的好處，不炸有不炸的理由。動輒說南京的“反炸論”就是地方保護主義顯然是荒唐的，畢竟江蘇經濟唱的不是“水上功夫”；同樣要保護大橋50年不倒的激情也是可笑的，因為長江之于中國經濟社會的意義不只是挽留一個歷史的句點———看看那些城市里被販賣變現的千年歷史，奢談不到百年歲月的文化價值，多少有點矯情。我以為，在這場論爭中，還是讓裁判組說話最好：交通、水運、財政、相關專家、利益關聯方、民意代表團……他們都需要話語權，不能“唯權威論”地讓官員和專家的口水長期霸占輿論的版面，不然，只能讓民眾在無謂的唇槍舌劍中看著不好笑的笑話。
記得當年蘇丹紅的時候，也是這樣的曖昧場面：一邊是專家信誓旦旦地論證著適量有益，一邊是民眾引用泊來的標準質疑著專家的屁股……后來又是特富龍，眼下還有碳酸飲料……我想問的是：到底是什么樣的土壤培育了一茬又一茬無辜的口水戰？又是什么樣的土壤養成了我們愛看熱鬧的“好習慣”？關于南京長江大橋的倒與不倒，我深信自己可以寫出論點相悖的多篇評論，但是———一個關系國計民生的決策是非，像街頭新聞般淪于混戰的口水，這不能說是輿論自由的勝利，只能是決策程序的不正義、權威職能聲音的不作為。
魯迅當年寫了《論雷鋒塔的倒掉》，倘若在今天的杭州，不知道會否被扣上“反文化反歷史”、“反旅游經濟”等等的帽子，一座大橋的倒與不倒———應該不是一道邏輯題或者心理測驗題，而是宏觀經濟與人文物理的綜合題吧。鄧海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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